本帖最后由 重磅企鹅 于 2023-6-18 17:46 编辑
…… 崔永元：我想想，如果您要是1959年出生的话，那您开始看书的时候，恰恰是不能看这些书（俄罗斯文学）的时候。 孙甘露：对的。 崔永元：是禁书。 孙甘露：是。我这个经历也挺有意思，就是从念书这件事情来讲，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是就那一年进小学念书，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是那一年中学毕业。整个的这个读书在学校教育的这个过程，就是“文革”十年。 崔永元：您上学的过程，可以用十年浩劫来总结（众笑）。
这是《小崔说事》访谈节目与孙甘露的一段对话。我的经历与孙同，当然，他作家，我坐家。
宁可食无肉、居无竹，不可读无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我读书欲望最强烈的时期，但没什么书可读，除马恩列斯毛选外，“文革”期间出版的文学作品大多是概念化阶级斗争主题，与地富反坏右斗与走资派争斗，如长篇小说《沸腾的群山》《千重浪》《江畔朝阳》《较量》《万年青》《前夕》《使命》等；今天看来普通又普及的国内外名著，在那个特殊时期即使偶然从朋友处借到，也只能偷偷摸摸读，比如《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晋阳秋》《烈火金刚》等。 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补给我不少营养。
初中时，记不清是哪本书里（好像是刘厚明指导少年怎样作文？），读到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的心愿：
我是多么希望拥有这样的才能，在一天之内把这个图书馆的书都读完； 我是多么希望具有巨大的记忆力，使一切读过的东西终生不忘。 羡慕，我们哪里也有这样的图书馆，感叹书多读不完？1978年进入大学，在学校简陋的图书馆第一次借阅了外国名著《呼啸山庄》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一卷）》。后来收心，老老实实读萨缪尔森《经济学》。 清晰而深刻记得，1976年夏日某个黄昏，我在山西一表哥家读到一本缺头少尾的旧小说，觉得语言情节都很特别，两个多小时读了几十页也没见有阶级敌人出来捣乱。不知书名，但记住了觉新和梅小姐名字；后来才知道是巴金的《家》。 “文革”结束后，大批书籍陆续再版印行，报复性大量买书，也格外关注巴金的写作和出版动向，1978年10月25日在太原如愿买得巴金的《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一版，1978年10月山西人民出版社重印发行），此版本正是那年在表哥家所读的《家》，繁体字很亲切。1987年3月17日还邮购了巴金的《随想录》（五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全价5.00元，另收0.52元邮购费，发票加盖有北京市经发图书销售门市部财务专用章。 记得购买巴金《随想录》时，见有报道披露巴金在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关于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翻译，巴金（(1904年—2005年）与福建师范大学的项星耀（1924-1997年）之间还有一段佳话。1993年5月，《往事与随想》项星耀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由于书籍的匮乏，1976—1977年，我全本手抄过所借郭沫若的《洪波曲》和《百花齐放》，以及陈毅元帅的《陈毅诗词选集》等。 凡营养过我的文字，皆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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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18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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