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夏晔，2008年8月的一天，我去医学院附属医院看望一个朋友，他是一位神经内科医生。
当时已经是半夜了，他正在住院处值班。
长长的走廊里偶尔传来脚步声和说话的声音，在这栋二十层楼的建筑里，显得遥远而空旷。
他的值班室在7楼，他高大的身体坐在一张电镀的折叠椅上，我担心那把椅子会被他坐塌。
他告诉我他想要一个孩子，可是他妻子的颅腔里有一个脑垂体瘤，是良性的，不威胁生命，可以考虑用咖玛刀切除。
这个脑垂体瘤影响到她的排卵，除此之外，他妻子的各项生理指标标准得如同教科书，
他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在基础部讲课非常累，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培养杀手。
他笑了起来，我们的笑声在空旷的屋子里迅速消失，我走到窗边，我说实在不行就用试管婴儿吧。
他低头沉默了一会儿，告诉我他正在这么做。
他妻子在解剖楼，很少来住院部和门诊。
我们聊起他去世的母亲，在他读研究生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当时就住在这家医院的老住院处，一栋俄国人在二十年代建造的四层红砖楼。
它厚实的墙壁，高大的举架让人感觉行走在教堂里。他母亲的病房在一楼，
有一天晚上他趴在床边睡着了，第二天凌晨，来送饭的父亲叫醒了他，母亲已经死去了。
父亲把母亲的床头卡片放在上衣口袋里，他们开始整理母亲的遗物，病房里其他的病人还没有醒来。
一位护士走进来问谁是唐启雯的家属，今天还有三瓶液体要输，他父亲说不用了，人已经不在了。
我叫唐启雯，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10月，我随着父母离开了华沙，
随行的还有他们的朋友，亨里克·库希涅石斯基先生，他是父亲工厂的工程师。
那一年，我七岁。
我们一同逃往罗马尼亚，而后穿越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的边界到达法国巴黎，
我们在法国维希***统治下的巴黎生活到盟军到来。亨里克·库希涅石斯基五十岁的样子，
1944年的冬天，有一个晚上，我们坐在客厅里等外出的父亲，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着，
我已经十二岁了。
亨里克先生经常和他们说起他的弟弟，亚当·库希涅石斯基。我不记得曾经见过亨里克先生的弟弟，
1942年，德国公布了一份名单，德军在俄国卡廷森林发现了被屠杀的将近两万名波兰军官。
亚当就在其中，亚当是天主教牧师。当时德国和俄国互相指责对方为凶手。
“这是俄国人干的，总有一天会证实的。”
亨里克先生总是这么说，他弟弟死的时候三十八岁。
我看见他靠在椅子上，手放在扶手上，我看到他胸口的衬衫剧烈地抖动，
他闭上了眼睛，一滴泪水从眼角滑下来，他好像说了一句什么。他死在了椅子上。
我已经见过许多尸体了。母亲走进客厅，让我马上到外面去，她一个人跪在亨里克先生的面前。
我叫亨里克·库希涅石斯基。波兰人，可是在我出生的时候，也就是1892年，波兰已经亡国一百年了。
地图上没有波兰。一战刚刚结束，波兰复国之前，我来到巴黎学习桥梁建造。
我没有得到家里的资助，在巴黎十一区的杜马尔大街我找到一处房间，
这里集聚了许多手工作坊，我的房子的窗下是一个铸造厂的车间，几个高耸的烟囱冒着浓烟。
进城运菜的马车踏在石块上的马蹄声和作坊里汽锤的轰响混合在一起，让人无法安宁。可是过了不久，我就习惯了。
在深夜里，周围安静下来，空气里有一种怪异的紧张。
我的房间在楼房的顶层，上面还有一个阁楼，站在窗前可以俯瞰下面的街道，虽然只是三层的建筑，我也觉得很高了。
在波兰的时候，我一直和家人住在平房里。攀爬狭窄楼梯和走过过道时的感觉很特别。
楼外紧贴着墙壁的防火梯在起风的时候有些摇晃。早晚有一天会掉下去。
房主告诉他，前房客就是从防火梯上掉下去的，现在还在医院里。很可能会死去。
我买了一束花去了医院，我不愿意回想那一天的情景。
在十二区靠近塞纳河的一家天主教会开办的慈善医院里，我见到了前房客皮埃尔·特纳。
这个男人的脸我没有看到，头部包着纱布。
病房里有九张床，房间虽然很干净，但是几位大小便不能自理的病人让房间里气味很难闻。
十五天之后，皮埃尔·特纳死在了医院里。在死亡登记薄上，写着他是37岁。
我在房间里找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一个字都没有，沾满了水迹。我随手扔到了废纸篓里。
我叫皮埃尔·特纳。我的父亲在普法战争中受伤，他失去了双腿。
1893年，我十二岁的时候，父亲送给我一支美国产的钢笔。
我喜欢用它在本子上写诗，可是我不用墨水，我只用河水来书写。
塞纳河的河水写在本子上不久就消失了。
我是一位诗人，我自己知道。
我叫夏晔。2012年6月9日在巴黎的一处旧货店里，我发现一个笔记本。
笔记本的封皮非常破旧，看不出原来的图案。里面的纸张仿佛被水浸泡过。
上面没有字迹，一片空白。
2016.11.12
9:29初稿。
2023.04.15
21：13修改 |
发表于 2023-4-15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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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显身卡
发表于 2023-4-16 1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