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小城 于 2021-12-7 08:29 编辑
致我们逝去的诗歌岁月
题记
二零二一年。一月八日，一个诗人离去，他的光芒照亮我们的行程。让这个本应该严酷的季节泛出温暖。
此文纪念诗人雷霆和我们逝去的诗歌岁月。
早上看到明理（笔名艾华）在朋友圈转发泽汀几首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里面写到几个和诗歌有关的朋友，还有他们的作品。创作非纪实。即便如此，那些逝去的岁月瞬间像厨房打翻了一堆五颜六色的瓶子，先是迷蒙，而后灿烂，渐渐鲜活起来。诗里提到的几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时间回溯到八十年后期。那是史诗意义上的文学的春天，那些个春天催生了热爱诗歌的一大拨年轻人，全国如此，小城亦如此，作为准文学青年的我，自然混杂其中，虽然诗写得不咋样，受西方哲学和外国诗歌的影响，写出来的东西基本是与其昏昏使人昭昭。
但这不妨碍我狂躁写诗的劲头。
我们那时刚二十岁出头，大家年纪都不相上下。为了热爱的诗歌，经常聚会，聚会的地点不等，临时动议，一个电话，呼啦啦骑自行车到齐了。随便一坐，几首诗，一瓶酒，聊到午夜。哪些地方都是一些不上档次的地儿。街上的小吃摊，晚上学校空出来的教室，操场，朋友的小屋。一边喝着几毛钱一瓶的啤酒，一边谈论诗歌。啤酒和诗同时从嘴里冒泡。我们还热爱朗读，把自己几句狗屁分行用家乡话读出来。那是一个热烈的时代，我们因为接触到诗歌而热血膨胀，为一首诗而激动几天甚至更长。
泽汀无疑是优秀的，他几乎为诗歌所生。他的诗和他的生活融为一体，他的生命里住满了诗歌，他后来因为诗歌而辞去公职，是我们当中最为决绝的一个。
他的几首诗里记录了我们聚会的事情。我在忻州，他们在原平，相隔几十公里，我又在严谨的机关上班。参与的少，但从诗人的笔记里读到诗会的场景，人物，历历在目。
一九八九年秋天，我在原平参加山西作协笔会。彼时，山西文联，作协诸人前来授课。我记得吕日周先生的讲话。他居官，又跨界文学，一时风云无比。那次是四天还是五天，反正几乎没睡觉。晚上冷，有诗友披着宾馆的被子出来，坐在夜空下讨论诗歌。多少年以后回忆，我记不清当时的状态，具体到哪个人，那首诗，那个场景，幻化成梵高的星空。小说家则在另一处谈论着俗世种种，我称之为痞性。我那时不懂得小说创作，写过的几个短篇装模作样，缺少生活的味道和小说写作的技术，甚至有些不屑，总觉得天底下只有诗歌是神圣的，和小说家们没有接壤。
我是在一九八九那次笔会才认识忻州以外的诗人们的。原平是忻州乃至山西诗歌的发祥地和聚集地。当时的诗人队伍中雷霆最为出名，他已经在全国大小报刊发表了三百多首诗。写诗的人多，不仅写诗，也为诗歌奔走。我手里保存的当年承伟操办的油印刊物《足音》，据说在全国民间刊物排行中榜上有名。那时我们有一个共识：苦难是诗歌的渊薮，四平八稳坐在书桌前是写不出真正的诗歌的。诗人中多背负苦难者，原平的诗人有几位先后走出原平，去了省城。孟天率先流浪，先是去了古交文联考古队，后来又如《生活晨报》《太原晚报》等，还自己创办了《吃遍太原》，总之不安分。忻州的几个诗友早于笔会认识：明理，梁生智，梁承伟，大可，沈东云等等。但无论从创作队伍，诗歌的数量，质量上远不及原平，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次聚会对我来说收获颇丰，结识了诸多诗人并被大家认可，开启了诗歌和诗人的互动。
现在的《五台山》杂志，当时叫《春潮》，是忻州文学大本营。主编杨茂林，社长李文田，都是老一辈资深文学写作者，杨茂林的小说拍过两部还是几部电影。我从事的工作需要外调研，可以到处走走。我常假借外调的名义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忻州日报，现在压缩为忻府区报；一个是春潮，忻州日报的林枝是我的同学兼挚友。报社几个笔杆子，曹利军，李谦和，老社长邢耀章在文字方面已有建树，我去那里闲聊，获得精神上的释放。第二个常去的地方就是五台山杂志了。我在那里习惯叫老师，他们也确实是我的师者，或者说是师父。当时诗歌由大名鼎鼎的周所同老师值守，其时他已经在全国诗歌界崭露头角。周老师食素，虚怀而雅量，微笑着听我瞎扯。我拿去的几首诗，他悉数照发，说你的东西无需修改！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信心。小说方面是驰誉山西的小说家彭图担纲，彭图其人快人快语，他接到山西著名评论家段崇轩老师的电话直接找到我，于我真是幸事，可惜我当时对小说写作尚未入门，仅仅几个小短篇，缺少叙述和架构。编辑部另一位美工，姓何，名字大概是何石煜（音，可能有误），北京知青，我们聊起当时大火的《人体艺术》一书，何老师不久去了深圳。周所同也被《诗刊》收纳。那一批人换届后，我基本没再踏入那个地方。
上次笔会以后，我跟几个朋友建立起书信交流。就像泽汀诗中写的。我接到雷霆的邀请，抱着一个硕大的粉红色布偶去雷霆乡下的家里参加了他女儿的满月宴。一路颠簸跌宕，我记得我当时的样子，穿着手织湖蓝毛衣，下面是一条灰绿薄呢大摆裙。毛衣自己织的，裙子是我妈妈的手艺，是那时候的流行。微胖的身材顶着一头剪得很短的蘑菇头。在原平汽车站，我等到接站的赵志刚，他那时还穿着警服，在派出所工作。当晚，我宿在简陋的派出所办公室。第二天去雷霆的家，那个村子就是诗人笔下写不尽的官道梁。搞笑的是我们没有车，不知道是错过了公交还是压根儿那条路还没有通公交。志刚觉得抱歉，凭着身上的警服拦下一辆去那个村子的拖拉机，我们爬上去。当时除了我和志刚，还有一个小男孩，我实在想不起他的名字和样子了。拖拉机车斗里拉着半车斗煤，我们站在煤堆上，扶着前面的栏杆，风吹着我们，煤尘飞舞起来，我用纱巾包着头。我记得雷霆和他媳妇儿很感动，没想到我会如约而来。因为有雷霆的父母，我们比较拘谨，没有大谈诗歌。去了以后我才知道，雷霆还邀请了其他不在原平的几个诗友，只是只有我一个人赴约。我吃到他母亲自己酿的醋，家里生的豆芽。记得凉拌豆芽很好吃，我吃了一盘又添一盘。原平的诗友除了泽亭和小燕（那时俩人还没有结婚），还有几个，只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是他们的名字了，以后的岁月再没有接触，再见可能就是陌生人了。下午跟着他们转道泽亭家，和麻小燕住一屋。已是深秋，晋北的夜晚很冷，屋里生了炉子。我们捉了小凳子在院子里。深邃的天空升起一轮圆月。泽亭朗诵他的名作《第三只蝴蝶》，我们听得激动，他比我们更激动。时而站起来，长发飘飘，挥舞着胳膊讲和三只蝴蝶的遭遇。诗歌让平凡的东西变得神奇而有光芒。
第二次聚会是静乐，也是笔会。我去的晚，误了饭点。小说家宋剑洋，包了烙饼捂着给我，雷霆拉着我和另一个朋友（忘记谁了）去他学生的家里吃农家乐。
泽汀不久来忻州，送小燕进师院读书，我请他们吃饭。泽亭依旧留着长发，却没有现世的俗媚，像古人一样清癯而侠义，小燕满满的胶原蛋白。他们一直幸福着。一直到数年前，孟天回到老家嫁女，我和家人，明理，大可前去贺喜，得以在原平一见，饭后去泽汀家里小坐。知小燕数度去故宫学习鉴宝，已经成为山西名副其实的收藏家。泽汀的墙上挂着金元时代的木雕版画。我们依旧离不开诗歌，但颇为拘谨。没有了当年神采飞扬的状态。
有一次，记不得哪一年了，其时我在报社，去原平轩岗写稿，见到雷霆。他是轩岗的父母官，聊几句，他在安排接待后匆匆离去。后来读到他的《官道梁》，感慨那是一个村子的史诗，也是一个人的史诗。
当年的诗人，除了泽汀，雷霆，孟天，邢锐诸君，还有帅气而腼腆的宋耀珍以及比我们年轻的徐建宏，他们后来都在与文字有关的地方工作并在文学上有所建树，也算得偿所愿。
必须提到高还，他是我们中间年轻的一个，长得帅气又有才华，那几年常来忻州和我们相聚。后来也去了媒体，再听说时，他已经披上袈裟。
我在九十年代中期辍笔，转而投向生活。不写诗，也就淡出诗人圈子，不再与诗歌和诗歌有关的人,事交集。
省城开会，偶尔会到孟天处坐坐他和朋友合开了一家红泥小宴，成了文友经常聚会的地方，遇到熟悉或陌生的文友，我简单地打个招呼就岔开了。
诗歌于我，像一个梦一样，越走越远，也许，诗就应该在远方。再操笔时，我已写不出诗，只作随笔和小说。和当年的朋友遭遇，心底的温软依旧。生命过半，我已没有了昔日的热情和精力，偏安一隅，有时看看他们的文字和透过文字熹微的生活。
也许，生活本该是这个样子。_____
此文原为纪念雷霆作品讨论会上的讲话稿（整理）
后记
有些东西是放不下的。忻州几个诗人，艾华，生智，大可，女诗人霖子，爱梅，还有江西籍诗人小吴，从原平过来的老苏（原谅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加上一些年轻的诗歌爱好者组成新的阵营，叫忻诗群，阵容庞大，不定期推出诗人作品。艾华经过多年历练，已经成为忻州诗歌的核心力量，他的诗作多次在全国获奖；此外他数十年一直默默抄写经书，修为已臻一定境界。生智结束了北漂，回五台山杂志社主持工作，在绘画领域独辟蹊径。小吴读书多年，风格厚朴，还有八零后崭露头角的诗人张二棍，诗歌的滚滚热浪在忻州掀起。我回去时，常路过小吴的眼镜店，看到我，小吴放下手中的活计呼朋唤友，几个人如约而至。我们平和而旷达地谈论诗歌，一如中年的我们，背负，释放，隐忍，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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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6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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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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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6 20:55
发表于 2021-12-7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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