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小青狐 于 2016-9-4 20:02 编辑
各种教材上对文学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其实这些定义都是徒劳。它发端于感觉，又游离于感觉，消失于感觉……人对自我的认识越敏感，越深入，越自恋，就越容易接近文学。
自恋的人容易寂寞，接近了文学的自恋的人更是有一种深刻的寂寞，所以想要表达。又怕被认为是话唠，所以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形式来掩饰。寂寞到一定的地步，字里行间会处处充满虚晃一枪的美好，你读吧，读着读着，痛感思念，也痛感绝望，庄子、屈原、李白、麦尔维尔、梭罗和聂鲁达，个个如此。
犹记得五年前，我在一个上海有点知名度的报纸上发了篇散文，在学校沙龙就有人问我什么是文学。那时的我比现在要更浮躁可笑一些，差不多相当于五十岁的李白那个程度。当时我指点着自己说：我就是文学。他们有的若有所悟，有的吃了一惊，有的深以为然，有的窃笑不已。因为我进来的时候拎着篮布包，牛仔裤又是绣花又是破，月白色土布衣服和周围的气场格格不入。这比搞一身巴布瑞和爱马仕更奇怪，因为那些奢侈品牌绝对不是个性和文学，而这样的奇服，却会让人想起屈原，他佩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哪里有一点政治家的样子，比起楚国的贵族政要圈子，他更适合和山鬼去厮混。
接近了文学，就会得到一种文学和艺术的可怕自觉。这种自觉最大的后劲，就是让人在庸俗不堪的生活里，努力做一个自以为闪闪发光的神经病。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就是任性地，和自己能够喜欢的一切肆无忌惮地在一起。我也说不出这一身穿着里有多少自我虚构和自我迷恋的成分，也许海明威的小说里有多少，我就也有多少。张爱玲的文字里有多少，我就也有多少，嗯，她住在奇装异服里的一颗灵魂，才是真的文学和花痴。 “衣服是一种语言，是表达人生的一种袖珍戏剧”。
看苏青写过的一篇关于张爱玲的文字， 苏青的那篇文章叫《衣着出位的张爱玲》，其中写道：“还有一次，张爱玲忽然问我，‘你找得到你祖母的衣裳找不到？’我说：‘干嘛？’她说：‘你可以穿她的衣裳呀！’我说：‘我穿她的衣裳，不是像穿寿衣一样吗？’她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
钱钟书不能容忍她衣饰上的古怪出奇，他“很不以为然，说张爱玲近视，又不肯戴眼镜，总是眯着眼，又喜欢穿怪里怪气的衣服，还不如苏青朴实些……”张爱玲，旁人评价起来，着眼点也不是她的成就，而是她的面相和打扮，这简直就是女人之于衣服的宿命。即使放到中国文坛和学界的最高处%￥#……&*……
记得大学时汉语文公开课教材中节选了张爱玲的《金锁记》，其中曹七巧用黄金的斧无情的劈砍儿女的幸福，对童世舫大摆鸿门宴之时，她的服饰便透露了一种骇人的气氛。“她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段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封建遗留的“青灰团龙宫织段袍”与现代文明产物红色热水袋处于同一平面，强烈的不调和的对比在空气中弥漫出紧张、骚动、不安的气氛。锦帽貂裘，竹杖芒鞋，服饰不仅有遮羞和装扮的功能，还承担着建构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乃至文化体系的职责。
文学的自恋有时也表现在虚构，虚构就是脑补。普通人二三流小作家我们文学课是不谈的，因为教材中都是经典，比如但丁的《神曲》节选。相比《神曲》，我更想讲点别的。这位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中自我虚构和自我迷恋的典型，他曾经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在文学创作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随父参加友人聚会，遇上一位名叫贝阿特丽切的女孩，一见钟情，再不能忘。遗憾的是贝阿特丽切后来遵从父命嫁予他人，婚后数年竟因病夭亡。哀伤不已的但丁将自己几年来陆续写给贝阿特丽切的三十一首抒情诗以散文相连缀， 取名《新生》结集出版。诗中抒发了对少女纯真的爱恋和绵绵无尽的思念，清新自然，细腻委婉，成为当时意大利文坛上"温柔的新体"诗派的重要作品之一，也是西欧文学史上第一部剖露心迹，公开隐秘情感的自传性诗作。然而其实，他和贝阿特丽切相遇时俩人都是九岁。后来也只见过一次，1290年但丁25岁时她死了。但丁极度悲伤，但是没有妨碍他两年后结婚。
无意识地创造一种理想主义的场景，想像一份忠贞不渝的爱情，并为之歌唱，这是文学的虚构，也是我们今天流行文化所谓的脑补。热爱文学的人之所以有时候对现实不满，对男朋友不满，正是因为被但丁，被彼得拉克，被桐华和顾漫们骗了，微微一笑很倾城？现实和文学是有差距的！然而也正因此，文学才能成为理想，成为桃花源，成为乌托邦。
文学病有时会恶化，蔓延成精神上的洁癖，比如朦胧诗人顾城，他的诗歌干净唯美，他的人生如一个残忍的童话。
1993年10月13日，那一天，顾城自戕，并把深爱着他的妻子用斧头砍死。诗歌无法抹去顾城作为一个杀人犯的身份，而杀人犯的身份同样无法遮掩顾城的诗歌之美。这一首《墓床》曾使我深深动容：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
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
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
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
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每一个字都安详、平静，然而每一个字，又无比清晰地讲出内心的厌倦以及因厌倦而招致的结果。
在西方，有顾城这样精神洁癖的作家也不在少数。卡夫卡有一个著名的短篇小说，叫《饥饿艺术家》，讲了一个艺术家关在笼子里面做饥饿表演的故事。人们出于好奇，通宵达旦地排队买票观看。每四十天为一个表演周期，整个过程，艺术家除了偶尔喝点水以外，一粒米都不进，任人观看、触摸他瘦骨嶙峋的样子。为了监督他是否偷吃东西，公众还推选出了人员加以看守，其实这是多余的，“他的艺术的荣誉感禁止他吃东西”。可是，有一天，人们突然对“饥饿表演”失去了兴趣，即便是他无限期地绝食下去，也已无法再吸引人来看他的表演，理解他的人更是没有，他慢慢的就被人彻底遗忘了。艺术家最后说：“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您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这话显然是一个隐喻。不是说我想要这样，而是我不得不这样想；不是我有意要和这个时代别扭着，而是我的思想、我的体验和这个时代无法相容。为何越来越多人选择自杀这条绝路？就因为他们的精神无法和这个时代和解，他想自由、清洁地活下去的唯一出路，就是拒绝活下去，拒绝和时代同流合污。
很多作家都用自己的生命证实了这种精神洁癖，人世苦短，恕不一一列举。这些深深自恋的人，信守内心的纯洁，找寻活着的价值，他要回答人之为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于我们这些流连于世俗生活的庸众而言，也许是不可思议的。但文学所表达的，有时正是一种精神的偏执，一种片面的真理，它要证明的是，人的内心还有不可摧毁的力量，还有不愿妥协的精神。它试图呈现出一种存在的纯粹状态。有精神洁癖的人，他的处境其实与此相仿。他是个别的，不见容于主流社会的，但他并不放弃自己内心的标准，而是要借由追问来逼视出人生的真相——文学所要表达的，正是这种个体的真理。这种个体真理，常常是少数、异端、偏僻、锐利的。文学不仅是为可能的现实作证，它也试图把一种不可能变成可能。通过不断的质询，存在由此获得意义。
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追问的人生不值得过，确实，如果没有经过追问、省思，人生就完全处于混沌、茫然的状态，是低质量的。也正因为如此，有一大批人，选择了文学来表达对生命和世界的关切。我们关注这些现象，是为正视自己，也是为正视文学。与它不要离得太远，也不要离得太近。因为我们手头正在学习的知识，已经够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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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4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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