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经济摩擦由来已久，早在2000年时，美国就指责中国的非市场经济特征，利用汇率操纵压低产品价格以获得出口竞争力。最近，产能过剩这个词又热了起来，不少经济学家，包括中国的顶级经济学家都指出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美国更是对中国的产能过剩输出冲击全球其他国家表示担忧。然而，在中国看来，至少是中国的网民们看来，中国制造能够大量出口是因为中国的生产效率高，产品有竞争力，出口为全世界提供了廉价商品，难道这也有问题？那么美国的指控是否合理？中国的产品是否真的是因为效率而具有“竞争力”？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摩擦？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在分析之前，我们先要对经济学的一些词汇下个基本定义。在分析之中，我们将尽量的诉诸事实、逻辑和因果，而不诉诸于目的、动机、品性这些比较主观的臆测和论断，比如某些文化其国民比较勤奋，另外一些文化则比较懒惰；美国对其他国家发动货币战争收割全球财富或者中国故意使用战略性出口措施以求挤垮贸易伙伴这样的阴谋论。引起后果的总是实际的行为和具体的政策，行为和政策又总是具体可观察的，通过对行为和政策的分析就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导致的。所以即便文化或阴谋论的说法真有其事，它也不是首先要处理的分析对象。最后，我首先表明一下立场，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性失衡非常严重，美国对中国的批评不无道理。但这不是说美国的应对措施就一定是合理的，比如像特朗普大嘴巴一咧，对所有中国产品征收60%的关税。这更像是诉诸一种情绪，而不是面对问题，目的可能只是获得其政治利益。
一、产能过剩极其症状。
首先、看一些术语和定义
1）GDP：指一个经济体的总体产出，它可以表示为 消费 + 投资 + 净出口 之和
2）储蓄：产出(GDP) - 消费
3）净出口 = 储蓄 - 投资 = 贸易顺差
4）贸易顺差 = 盈余 = 产能过剩
举个例子，一个农民经过了一年的耕作，获取了他的一年收成(GDP)。他开始考虑分配其收成，首先他将分出一部分作为食物，这就是消费；然后他还将留出一部分作为下一年的种子，另外需要向镇上的铁匠购买新的农具，这就是指投资。购买农具需要以农夫的农产品和铁匠交换，这就是出口和进口。农夫在满足了他自身的消费和投资之后，如果还有剩余（储蓄大于投资），那么他要么自己再多吃一些（消费），要么任期留在谷仓（投资中的存货），要么想办法再卖出去（净出口或者贸易顺差）。净出口的部分并没有和市场发生交换（因为没有进口），而是成为盈余，盈余通常通过价值储藏品得以保留，这包括任何形式的投资品，包括货币。
因此，产能过剩的意思就是一个经济体的总体产出超出了该经济体自身的需求 (消费+投资之和）。为了更好的理解经济，我们先尝试构想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如果产能长期超出了其自身的需求，那么将会产生这样的现象。由于需求不足，货物开始积压卖不出去，企业由于看不到需求改善，也不再作生产性投资。此时储蓄开始流向非生产性投资和价值储藏品，首先就是房地产（~_~)，还有艺术品，黄金，甚至比特币。与之相反的是，由于该经济体供长期过于求，市场上的一般消费品和中间工业品价格却长期保持低廉。多余的资本流向价值储藏品（资本品）导致资本品的价格却居高不下。我们想一下古代的中国，很多这样的故事，穷人没有钱财消费，发了财的官员富人则总是热衷于返乡置办大宅子（房地产），把弄玉石古玩（艺术品），还有把黄金白银放进坛子里埋在院子里。这是因为储蓄超出了生产性投资需求导致生产性投资减少，多余的储蓄为了追求保值增值自然的流向了具有价值储藏品属性的物品。事情再进一步，由于需求继续持续收缩，企业开始破产，民众开始失业，失业则反过来一步加剧了需求收缩。这里我们推理了一个链条过程，产能过剩——>资本品泡沫——>失业。现在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全球化背景中来看，你会发现产能过剩的国家还可以依赖外部需求来抵消自身的需求疲软——出口。如果能够通过将自己的需求和失业问题推向国外市场，产能过剩国家那就不仅能缓解自己的问题，还能从中”获益“。
到了这里，大概有一半人会不同意我了。
他们会问，难道全球的进出口贸易不是有利于全球经济并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吗？即使产能过剩的说法属实，那也要产能过剩国家能够把”过剩“推得出去才行，推的出去本身不就是效率和竞争力的体现吗？虽然产能过剩，但我把低廉的商品卖给贸易伙伴，贸易伙伴难道不是从廉价商品中受益了吗？这岂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
是的，全球贸易并不总是有利于贸易双方，它有时有利于贸易双方，有时有利于其中一方，不利于另一方，有时还同时不利于双方，甚至有害于世界。在当前的全球贸易环境中，产品的竞争力也可以不来源于效率的低价，可以来源于补贴的低价，而后一种是有害的。廉价的商品有时其实一点都不”廉价“。
二、贸易体系出了什么问题？
一个贸易失衡的体系并不能促进福利的最大化。在经典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中，进行国际贸易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说和要素禀赋论之上【比较优势说强调国家之间贸易发生的根源在于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两个国家在不同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就应该进行贸易，专门生产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要素禀赋论则强调各国家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不同的国家要生产以本国丰裕要素为密集要素的产品，而进口以本国稀缺要素为密集要素的产品。】。国际贸易的驱动力和合理性在于商品交换，而不是生产。比较优势并不仅仅意味着出口，它意味着用自己的比较优势产品去交换自己的比较劣势产品，出口最大化应当能够带来进口的最大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国内消费的”最优化“。在一个运作良好的贸易体系中，大多数经济体的贸易会大体平衡。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
首先，我们假设存在两个经济体，他们之间最初的贸易是平衡的，出口大致等于进口。然后，我们假设A经济体的生产效率开始提升，经济开始加速增长，出口逐渐向A经济体倾斜。我们会发现什么现象呢？
1）由于A经济体的生产率提升更快，A经济体的劳动收入相对于B经济体开始上升。
2）如果A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快于B经济体，劳动收入此时却没有上升，那么A经济体的企业利润将上升。
3）在第一种情况中，劳动收入上升将使得A经济体成本上升，并逐渐使得A经济体的“出口竞争力”下降；在第二种情况中，国外资本开始流入A经济体，由于国外资本在进入A经济体前需要将国外货币兑换成本币，这会增加对A经济体货币的需求，并推升A经济体货币升值，货币的升值逐渐使A经济体的”出口竞争力”下降。
4）在大多数情况中 ，1）和 2）同时发生，劳动收入的增长和货币的升值，提高了进口能力，并逐渐使贸易再次恢复平衡。
因此，在一个运作良好的贸易体系中，贸易顺差可能会出现短期波动，但经济规律会自行调整至大体平衡。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大型经济体之间。那么，如果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顺差，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经济规律的失去了它的调整功能。那么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来构思个假想例子。
我们把视线从国家之间拉回到国内省份之间，把上海和河南比作美国和中国。假设河南的生产率开始提高，但河南省采取某种政策压制劳动者工资，以获得对上海的“出口竞争力”。会发生什么？由于国内省份之间劳动力的流动基本不受阻碍，河南的劳动力会开始流向上海，河南的劳动力缺口增加，上海的劳动力则开始供大于求，进而拉升河南的工资水平，拉低上海的工资水平，河南的“出口竞争力”将由于人工成本上升逐渐消失。如果河南想要保持人工成本不上升，就需要限制劳动力流动。通过限制劳动力，把劳动力约束在河南，就可以限制人力成本。在充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上这样的策略不会成功。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以前有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制，想要迫使农村补贴城市，则必须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对不对？那么如果我限制住了劳动力流动，却没有对资本进行管制，那么会发生什么？由于其中一个经济体生产率提高，且劳动力成本不上升，那么企业利润就会上升，这意味着资本回报率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会开始流入，推升该经济体货币升值，并降低该经济体的“出口竞争力”。
因此，只要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两项中有一项没有受到管制，那么通过低价提升出口竞争力赚取盈余的尝试不会成功，至少不会长久成功。想要持续通过“低价竞争力”赚取盈余，就必须同时限制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把目光移向欧盟，在欧盟内部国家之间，使用的是同一种货币，因此汇率调节功能就失效了。由于国家之间劳动力的流动天然的受到阻碍，因此，欧盟国家内部通过劳动力流动进行经济调整的功能也失效了。这就意味着，如果欧盟内部有个国家独自行动采取了某种压制劳动收入政策，就能针对其他国家获得“出口竞争力”。这个国家就是德国。2004年，哈茨劳工改革，有效降低了德国工人的收入，德国也成了顺差大国，也是一个制造大国。但德国的内需也异常疲软。德国的人均GDP是西班牙和波兰的2倍，其中位数收入却和后两者相当。在货币流动和劳动力流动均受阻碍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达到个别国家的特殊经济目的。未来欧盟想要不分裂，就必须协调各自的财政政策，欧盟成员不能私自制定独立的财政政策，必须与其他成员协商，这是否能加速开启一种新的未来，即有限主权国家？
现在我们知道了，由于国家天然的对劳动力流动产生阻碍，因此国家只要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也就是”汇率操纵“，并且通过制定有利于生产者的财政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经济体的生产率没有提高，也可以获得出口竞争力，只要能够压低劳动者收入（实际上就是牺牲消费端补贴生产端），产品就有价格竞争力，过剩的产能始终是可以推出去的。
接下来，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贸易失衡是有害的？另外一个是国家到底是怎么压低劳动者收入，以实现消费端补贴生产端的？先来解决第二个问题。
三、补贴的广泛形式。
补贴分为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和大多数人的认知不同，我这里要列出的是各种实现消费补贴生产的间接补贴，也称隐性补贴。不管是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都能够在事实上使国内生产企业相对国外企业获得相对优势。我也认为很多”补贴“事实上并不是某个国家刻意制造”出口竞争力”的结果，而是源自该国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换句话说，是内部政策自然导致的结果。
1）税收政策：征收高累退税和低累进税。
增值税：很多不接触经济学的人会很惊讶，为什么增值税也可以是一种对企业的补贴。增值税的负担在消费环节，而不是生产环节，但是征收主要在生产环节。当企业采购的时候，它支付税款，同时获得和税款相同金额的抵扣，所以没有损益发生；当企业销售时，它向客户收取税款，同时要支付收取的税款，也没有损益发生。因此，增值税对于生产环节来说，只是“过手代理”，负担是在消费环节。增值税也是一种累退税，累退税的意思是相对收入，穷人的税负比例更高，富人的税负比例比较低。在一次相同的消费中，穷人和富人缴纳相同的税额，由于富人比穷人收入更高，因此富人的税负比例比穷人要低。在中国，增值税是单一大税种，所以国家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就由中产阶级和穷人负担了，较高的增值税率使这一负担变得更重。作为第一大税种，增值税也几乎没有税收优惠和避税的手段。
所得税：和增值税是累退税不同，所得税是一种累进税，收入越高税率也越高。由于增值税的负担主要在中产阶级和穷人，为了税负公平，大部分国家会用累进税来抵消累退税的负面作用。但是，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和避税手段花样繁多。比如中小企业的实际税率最低至2.5%，研发费用可以200%加计扣除抵扣所得，大多数企业的净利润率也不过在5% - 10%之间，所以企业只要将研发费用做到占营收比的5% - 10%,就不用再缴纳所得税了。
从增值税和所得税的例子里，我们看到中国的税负还是很不公平的。中产阶级和穷人的税负相对富人和企业的税负更重。然而，在一个国家中，消费的主要份额源于中产阶级和穷人，富人消费很少，因为富人群体规模太小，企业则不消费，富人的收入主要流向储蓄。也就是说，中国的税收政策抑制消费鼓励投资，导致国内经济结构呈现低消费高投资的局面。由于投资不仅是当期的需求，还是下一期的供给，长期高投资的经济结构，就势必导致总产出要超过自身的需求，也就是产能过剩。
2) 汇率操纵和金融抑制：
可以说顺差国家几乎都在操纵本国的货币汇率，包括发达国家中的德国、日本。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我们说过，如果说顺差是生产率提高带来的，那么会引起国外资本流入，进而推升本币升值，本币升值使出口竞争力下降，从而恢复贸易平衡，贸易顺差也就消失了。如果某个国家把出口和顺差看作是一种战略性政策的话，那么它就是只能进行”汇率管理“，以防止本币升值。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顺差就是盈余，顺差国家之所以存在盈余，是因为过剩的储蓄无法被国内投资所吸收。持续的顺差或盈余带来不断积累的外汇储备资产，不断积累的储备资产会导致储备资产贬值，盈余国家就迫切需要将储备资产投资到安全性和流动性好的投资工具。另一方面，全球很少有和美元资产相媲美的其他资产，这使得顺差国家纷纷用自己的盈余购入美元资产，这进一步增加了对美元资产的需求。为了保值或”出口竞争力“,这些国家持有大量美元资产，但持有的越多，美元贬值的风险就越高，持有行为反过来导致了美元资产泡沫，加剧了美元资产贬值的风险。
那么怎么样进行“汇率管理”呢？那就需要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当国外资本流入某国时，该国的央行需要购入这笔外币资产，并向国内市场投放等值的本币金额。如果资本管制主要是为了防止本币升值，那么防止本币升值而进行资本管制的市场的真实汇率往往低于名义汇率，这会造成本币在国内的过多投放，并容易引发通货膨胀。为了不让市场上货币量过多，这时央行就会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收紧流动性。但由于银行经营主要是存贷款利差，过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导致商业银行利润下降，因为可以贷出去的资金变少了，而存款准备金的利率又很低。为了保证银行的利差，存款利率就被设置上限人为压低，导致实际存款利率长期为负，这种被称为货币冲销的金融抑制手段，很大部分的成本又由居民部门(消费部门）分担了。根据IMF的估计，居民承担的这部分成本占GDP的4%。由于利率长期被压低，企业部门获得廉价资本，这相当于对企业的补贴，“补贴”的成本却由居民部门（消费部门）承担。这种汇率管理导致的长期货币低估的副作用相当于牺牲消费去补贴生产。
3）招商引资和“市长经济”：
如果说上述税收和货币政策都牺牲消费补贴生产，导致长期内需不足。那么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则更加剧了这一状况。由于增值税在生产环节征收，负担却在消费环节，这导致了各地方政府更关心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因为制造业的增值税率高），而少关心民生和消费，地方官员对企业所在地而不是消费者所在地更感兴趣。并且由于增值税无论企业盈利与否也会产生税收，这激励了各地方政府竞相投资制造业、上马大项目，为了争夺大工业项目和税收，放松环保监管，对社保违规睁眼闭眼，导致生态破坏、社会保障薄弱和产能过剩。地方政府的大多数税收都来源于产能过剩行业，因此企业即使亏损运营，也可以得到地方政府扶持，尤其是大型企业，因为只要企业不破产，就有税收和就业。为了吸引企业，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向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补贴倾斜。相比之下，民生支出滞后。地方政府给予制造业企业低价拿地、返税补贴、利率优惠，甚至亲自下场给企业找贷款。比如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相比要低一倍，而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相比又要低一倍。返税补贴则更是相当于从消费部门手里拿走补贴给了企业部门，因为增值税是最大税种且主要由消费部门承担。地方政府直接下场帮助低效企业获得低利率贷款和贷款展期，又导致低效产能无法出清。
除了上述3种货币、税收、产业政策，其他牺牲消费补贴生产的方式还有 薄弱的社会保障(具有累退税特征且“逼迫”家庭储蓄，储蓄最终又流向投资）、超量基础设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且企业本身是承包建设者）、环保（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家庭健康成本）、劳工政策（削弱工人议价能力）、出口退税等等。我们甚至都不提到任何的直接补贴，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经济消费异常疲软，投资严重过剩。
四、全球贸易失衡的趋势
如果一个国家制约其经济增长的因素是投资不足，那么政策采取高投资战略非常有意义，此时投资的增加带来就业，就业又间接拉动需求，并进一步吸引投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制约因素是需求不足（投资过剩），那么政策就应该采取促进消费，抑制投资的战略，如果该国仍然采取高投资战略，那么只会导致产能进一步过剩，他就必须将其过剩产能输出到别国，否则自身就要面临企业破产、民众失业的局面。由于经济是系统性的，一国的顺差总是等于别国的逆差。如果顺差国将其盈余投资到逆差国（股权投资），那么会为逆差国带来就业，就业又间接拉动逆差国需求，这对全球经济是有利的。但现实中，顺差国的盈余很少对逆差国进行生产性投资，如果顺差国是以顺差为目的的，那么对别国进行生产性投资，是和其顺差目的相悖的。
由于经济是系统性的，一国的顺差就是别国的逆差。一国的盈余总是以另一国的投资增加、失业增加或者债务增加来平衡。由于顺差的产生是顺差国牺牲需求补贴生产的结果，它的投资增加并没有带来需求的增加，或者说需求的增长跟不上投资的增长。在全球总需求没有增长的情况下，逆差国就必须用他的失业和债务来平衡（当前的贸易体系中，顺差国很少对逆差国进行生产性投资）。换句话说，顺差国把自己的问题（产能过剩）推向外部，转嫁给贸易伙伴。我们前面说过，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国牺牲需求补贴生产，并同时进行汇率操纵的结果。
当顺差国试图将其经济结构性失衡转嫁给贸易伙伴时，他的贸易伙伴有什么应对措施呢？一，他可以要求顺差国改变其高投资战略，转向消费拉动经济；二，他可以同样对其国内生产进行补贴，但这会加剧全球产能过剩；三，改变或重组当前贸易体系（脱钩断链），这会扰乱全球供应链。四，听之任之，用自己的失业和债务增加来吸收顺差国的过剩产能。由于第四种归根结底来看是不可能的，第一种由于顺差国自身内部的种种原因，几乎看不到改革的希望；我们可以预计，未来美中贸易战几乎必定趋向于愈演愈烈。
结语:
这一切是如何造成的？国家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全球化的制度框架存在严重缺陷。我们不能责怪国家的自私自利，就像我们不能责怪个体追逐自己的利益，毕竟人性自利恒久不变。因此，就应该通过改变制度框架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在当前的制度框架中，WTO只能裁决和防止贸易限制政策，对我们上述各国家的财政货币、产经政策却没有管辖范围。IMF只能以贷款限制威胁成员国，而IMF自身资金来源依赖于成员国。WTO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以应对大规模顺差经济体的存在。回到欧盟的例子，想要欧盟体系能够得以维持下去，欧盟必须要协调成员国财政政策，这意味着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将不再是独立的，这肯定要对近代兴起的主权国家提出挑战。放在全球背景来看，要么制度框架能够约束那些汇率持续低估并维持盈余的国家，这要么要让那些国家放弃资本管制，要么需要那些国家财政政策不能完全独立制定。无论怎样，全球经济一体化，地球村的梦想，必然要求国家放弃部分主权，成为有限主权国家。
要么就是全球化的终结，要么就是主权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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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4-14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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