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连载】您好，谭世英27：那个叫李良胜的好男人走了

渝夫文苑

　　
　　【写在前面】那个叫李良胜的好男人走了


　　公元一九八零年农历五月初八，母亲永远不会忘记的悲伤日子。这一天，她亲爱的丈夫、五个儿女的父亲同时也是她心目中最好的男人暴病身亡。
　　从这一天起，母亲柔弱的双肩不得不扛起抚育五个孩子的重任。当时，我大哥十五岁、二哥十三岁、姐姐十岁、我八岁，小妹才一岁半，母亲面临的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时隔多年，再和母亲聊起那些陈年旧事，老人家不再伤感，而是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淡定从容。
　　母亲总讲，人活着就会经历这样那样的磨难，谁都不可能一直顺风顺水，不管是好事坏事都得面对，难过时咬咬牙、挺一挺，很多事情就过去了。
　　一直搞不明白，母亲瘦小而年迈的身体里哪来那么多的云淡风轻和气定神闲？
　　对此，继父生前最好的兄弟也是多年好邻居、我的岳父深有感触，说我母亲稳得住，天大的事都能兜住，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很少着急上火。
　　有人说，我母亲是个慢性子，很难有什么事让她急眼。这话我信，就像我信可岳父对我母亲的评价一样。
　　我很庆幸拥有这样一位豁达通透的母亲，庆幸这个最疼爱我的人而持续给我影响和引领。


　　2021年4月13日晚草于河北石家庄







　　二十七



　　一九七〇年，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争论不休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些城市开始实施了。这可是件天大的事，几乎关系到中国的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妇。尤其在农村，由于涉及香火延续问题，计划生育简直比吃饭还要重要。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影响，在李良胜、谭世英夫妇所在的四川省开县岳溪区胡家乡更生大队，计划生育政策来得并没有那么快。比如，一九七〇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出生的老三、二女儿（实际是大女儿）李建英，以及一九七四年农历二月初八出生的老四、小儿子李勤俭，完全没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甚至压根没人提及这茬。
　　一九七七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严，从城市延伸到了农村，开始有了“超生”“罚款”“不给上户口”等说法。
　　当然，在讲究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偏远农村，在土地包产到户之前，越收越紧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引起村民们的多大警觉和重视，适龄夫妇们一如既往地不采取任何节育措施，有了孩子就生，根本不存在“堕胎”之说，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上了岁数的老人们更是对计划生育政策不屑一顾，他们的儿媳妇或女儿怀了孩子后要是想去堕胎，肯定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双方都是共产党员的李良胜、谭世英夫妇有些为难，不知道该如何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一九七七八年初，谭世英再一次怀孕后，夫妻俩陷入两难：打掉吧，于心不忍，那可一条活生生的命啊；生下来吧，又违反政策，两口子还都是党员，别人容易说闲话。
　　李良胜拿捏不准，专门去请教同为李氏后人的更生大队党支部书记李良渔。
　　李良渔年长李良胜好几岁，非常欣赏这个同姓同辈的赵家岩生产队队长。面对本家兄弟的咨询，李良渔没有公事公办地解读政策，而是讲了一大通顺其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之类的大道理，根本没提什么计划生育政策。
　　刚开始，李良胜听得云里雾里，不知道大队支书在讲些什么。听了好一阵子，他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但好像什么也没弄明白。回到家跟妻子一学，谭世英笑了：“我说，你是真傻还是装糊涂？支书的意思很明确，让咱俩生！”
　　一九七八年农历十月初五，李良胜、谭世英夫妇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小女儿李建霞出生了。
　　这个时候，计划生育政策己经比较严格了。于是，李建霞从一出生，就被定性为“超生”，很长时间没能获得户籍。李良胜、谭世英夫妇还因为超生孩子，分别在支部党员大会上作了检讨。
　　因为是超生，一九八〇年秋土地承包到户时，超生的李建霞没有分到土地。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一九八〇年的中国，发生了很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件：二月，中共中央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八月，明确提出要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各种弊端进行改革；九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十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在八〇年代全国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有条件的地方进而普及初中教育……
　　诚然，对谭世英和她的五个子女而言，一九八〇年国家层面发生的这些大事件，其冲击力和影响力，远不如家里的顶梁柱李良胜的突然病故来得直接和猛烈。
　　这一年的农历五月初八，正值收获洋芋（土豆）的时节，身为赵家岩生产队队长，李良胜很忙碌，成天早出晚归，既要带领大伙搞好生产，还要操心和化解队里社员之间、个别婆媳、夫妻之间的大小矛盾，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这一天，天高云淡，阳光明媚，一个很平常的日子。
　　一大早，李良胜走出家门，一边吹着哨子，一边大声喊着，张罗生产队的社员们下地干活。
　　上午十点多，正在地里组织社员挖洋芋的李良胜，突然觉得腹部剧痛，并且越来越强烈，疼得他满头大汗、面色苍白，根本无法继续坚持干活。
　　这样的症状，没上过几天学的社员们都没见过。上过高中的谭世英倒是知道一些医学常识，但当天谭世英没和丈夫一同出工干活，而是在另一个地方栽红苕苗。
　　李良胜的病情来势凶猛，表情越来越痛苦，甚至疼晕过去了。社员们着急了，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回家，同时派年轻一点的后生往生明堂方向跑，去请更生大队唯一的赤脚医生谭英权火速来赵家岩。谭英权当过兵，听说在部队当过卫生员，懂得一些医术，是整个更生大队的老百姓十分信任和依赖的医生。
　　谭英权气喘吁吁地赶到赵家岩时，李良胜己经进入深度昏迷状态，原本瘪着的肚皮开始慢慢鼓起来。早己慌了神的谭世英哭着求谭英权：“他快不行了，你快救救他！求你了，救救他！！”
　　老实说，这样的病例，谭英权真没见过。他有些慌乱，凭经验打了一针强心剂，还有止痛药，但李良胜毫无反应。并且更为可怕的是，李良胜的肚皮越鼓越大，看起来很快就要被撑破。
　　谭英权无计可施，说了句“这个病，我不得行，要不赶紧往医院送吧”，之后匆匆离开赵家岩，沿着田埂往生明堂方向走去，很快消失在那片松林里。
　　十来分钟后，还没来得及送往胡家公社医院，李良胜停止呼吸，什么话都没来得及说，悄然无声地离开人世。
　　这个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彻底把谭世英打倒了。确认丈夫去世那一刻，她晕倒在地。再醒过来，她眼泪不停地流，但己经哭不出声；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跪在地上，哇哇大哭；六岁的小儿子李勤俭、不到两岁的小女儿李建霞，虽然也跟着哥哥姐姐一起哭泣，但他们显然还不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满眼的疑惑和问号。
　　特别让谭世英伤心的，莫过于丈夫的死因一直没搞清楚。从当时的症状看，应该是急性阑尾炎，谭世英也问过前来诊疗的赤脚医生，可谭英权没有正面回答，表明他也拿不准到底是怎么回事。
　　乡亲们把李良胜的遗体放进应急赶制出来的棺材时，发现他的肚皮依然胀鼓鼓的，棺材盖差点都没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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