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贵荣口述
回族，1922年3月23日生，93岁，属猪，生于苏州，长在南京，抗战期间活跃于上海南京苏州，南京解放后全家遣散回老家，任区干队队长，现居住在禹州市山货乡，退休教师，右派帽子21年。曾用名，赵俊江、王文斌、王文、王武、王文武等。15岁时经历南京大屠杀全过程。16岁1938年夏秋参加国民党军统外围组织东南特务区，为此加入洪门。曾在上海前后杀掉八个日本人及汉奸。在上海两次被捕，受尽折磨，抗战胜利后获得“抗战蒙难同志会纪念章”。
蒋伯诚 诸暨浬浦镇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一路军参谋长、浙江省代主席、山东省主席、全国抗日蒙难同志会主席等要职
我16岁参加国民党军统外围组织东南特务区，领导是在上海达步桥被日本抓住的马元放，他被抓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我们的领导。再上边是王钟麒，江苏常熟人，他是跟孙中山一起的，曾参加辛亥革命，资格老。1946年，为营救入狱的李济时，我去过王家。
王钟麒授命我的上司李济时留在上海，以开盆桶店掩护，卖嫁妆梳妆台等小件物品。
王钟麒：号益崖，国民党派驻沦陷区教育总指导，目的是教育青年，并往后方输送爱国青年。曾被76号捕，关押南京。
马元放，日本投降以后，马元放任南京副市长，后来抓教育。1941年被捕。
李济时后来被人告发，被日本人抓住，关在提篮桥监狱。我是他的下线，日子非常难过，经济上一个钱没有，钱是从重庆来的。我很后悔干这个，那也得干啊。我就和小瘪三一起混。我被警察局抓去两次，我怀疑这和李士群76号有联系。
我曾参加汪伪政权南京宪兵司令部，就是李济时让我去的。
下边讲讲我的抗战经历：
苏筱云是我在南京认识的。
我在南京是个小混混（父亲让我在寺里念经，我不去）。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在南京中华门内桥玩儿，看到一辆黄包车翘起来了，车夫腾空，时值夏天，车上拉的是一名女子，穿着旗袍，车一翻露出内裤，大家都在看热闹，我赶忙过去从后边顶住车，把她从侧面拉出来。她的西湖伞跑了，我帮她捡回来。她问我住哪儿，然后从小皮包拿出个名片，王燕萍，福建人，住南京御湖坊四号，正面是相片。
后来，我爹吵我，我就去找她了。她寄宿在给我的地址那里，那是妓院、窑子，她拿些东西给我吃，给我介绍苏筱云，苏穿白西装，握手，他很有学问，他们谈话我听不懂。去了几回后，苏筱云问我平时干什么，我说念经，他说是和尚？我说不是，是伊斯兰，回民。上海知道不？我说知道苏州，我四岁离开的苏州，6岁还去过，他说想去不？我说早想去，想去不容易。王燕萍对苏筱云说有一次我车子钓鱼了，他帮我的。
后半年到的上海，大概38年底39年初，没有培训，自己去的，去时王燕萍给了41块钱，法币，当时日本钱中国钱法币都可以用。去之前我问苏筱云什么时候去，他说不一定，说走就走。说过之后停了一段时间，在清真寺念经，我在学校学过日语，日语和伊斯兰发音很接近，日语五个发音，伊斯兰语是三个，所以日语好学。
在上海，王燕萍转交苏筱云一封信，信上让我见一个苏小姐，到上海虹口的日租界找苏小姐，到那家敲开门，原来姓陈，原来是先生姓苏，苏小姐在外读书，她妈妈也就是陈阿姨让我在她家等，问我怕吗？说你在这里住三个月也没关系，只是别出去，因为是日租界。三个星期后女儿回来了，她们母女门铃还有约定暗号。
我们见面，我说阿姐你好！他们家三口说话后，苏小姐问我谁让来的，她妈把信给她，问苏筱云在什么地方，答不知道。苏和母亲都是教师。她跟她妈都说千万不要出去，不安全，可以在家听唱片，这是日租界，到处是日本人，我们中国人不当家哟，国家到了这种地步了！
问我恨日本人不？恨，把我同学一家都烧死了。告诉我，能说的话说，不能说的不要说。
有一回来了个流氓，指着我问:是这小子吗？我喊叔叔，他就自我介绍：徐定标，在江南造船厂船坞里修船，打木头撑子，稳住船。让我去那干。我同意，但说现在不行。跟他到不远处一个小旅店，一间房子住十几个人，上下铺好几层。他给我介绍了很多小流氓，他也有很多回教朋友。
他在青红帮。他说我什么事他都知道，问我敢杀人不，我说不敢。又问杀日本人敢不敢？我大声说？敢。他急忙说声音低一点低一点。
到上海三人月后，苏筱云又去了，还是白西装、和他一起去江南造船厂找徐，我穿老粗布小孩子样式的兰衣裳。没找到徐，日本站岗，没进去。有个半淞园小公园，墙是十字花墙透空的。前边有个日本人喝醉了，苏说：我的是白衣裳，太显眼，否则我干掉他。他是在试探我。我说我去。日本人带着刺刀，穿军装带皮带，哼着歌。我跑他后边说：花姑娘大大的，塞古塞古，两人说着话，我慢慢摸住刺刀，按开按扣，抽出，从左肋扎进，浅，又推进，向下按刀把，听到骨头卡蹦一声响，想拔刀没抽出，他就向后倒在砖头上，我右手都是血。天下过雨，在水坑里洗手，
然后向右拐。前边都是草房，看到后边的日本膏药旗一会儿有一会儿无，俺俩商量：他们向这来的，别慌，走房子后头过去，从半淞园后门走。日本人七八个，苏向日本人递上一根烟，他会日本话，日本人也跟他笑着打招呼。两年之后我才知道苏在日本上过学。到了日本人死尸旁边，我怕左手指甲缝里有血，特地跑到旁边用手摸，手按在血水里，又摸了摸自己的鼻子、额头，说刚死，还热着哩。日本人示意我在水里洗洗。日本人发怒，分头找去了，头头班长还在原地。
我们和日本人分别时，日本人说：阿里嘎多（谢谢），没法没法，西个哒那依。俺俩走了，慢慢地走，往南市去了，火车南站那里，那里是贫民窟。
后来苏说，贵荣，今天这个事让日本人知道，你死了是小事，你一家人都难活，你记住，日本人是我们永远的敌人，他不会饶过你的。
晚上，苏把我带到一个饭店，俩人一个房间，就一个床。天热出去转，他说：贵荣啊，你这一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事，这是要命的事儿，嘴要严。又说我知道你的记忆力很强，上海有些事我也不懂，老徐懂，他是青红帮，要想在上海混，要入红帮，青帮不行。青帮就是黄金荣杜月笙那个帮派，大部分都是吹唢呐修鞋匠出身，他们叫徒弟廿几代了，杜月笙就是廿二，叫撵二，意思是22辈的，就是水果杜阿三。
红帮严着呢，1942年红帮改成中华红门总会。我参加了红帮，有戒规，红帮犯法自绑自杀，用刀扎肚子。偷鸡摸狗无所谓，男女关系很厉害。 红帮是洪秀全的后代，也敬孔子。红帮 有很多暗语。
我后来是洪门总会江苏省会分会常务理事，地位是清纲老五，开香堂时，负责犯法的制裁。会内还有四姐七妹。
1942年成立时我在苏州林敦路，住在华严寺，华严寺很大，派出所还在这借用房子。开会有100多人。
老人完整背诵了他在这次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是前辈传下来的，背了三天才记住。有视频。
洪门拜把子，不收徒弟。拜把子要凑够108人，仿照梁山好汉36天罡、72地煞。我是宣讲人，别的宗教叫点传师，洪帮在海外、南洋有很多人。1942年4月12日，洪帮在纽约开会。我们没资金，去不了纽约，虽然给我们发了帖。
后来全国洪门总会改组为致公党。
我1942年去了苏州，从此住在苏州3年，我父亲想让我学念经，让我将来当阿訇。我说我喜欢在外边跑，我不受父亲喜欢。
在苏州我发展了很多小K。我们这些下级只有搞青红帮，发展人、搞破坏等。
李济时 李济时，号文滔，浙江淳安蜀口六都人，北大学生，毕业参加国民党宪兵学校特警班，八一三之前是上海特警队队长，国民党撤退后他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以开盆桶店掩护，卖嫁妆梳妆台等小件物品。后来李济时被人告发，被日本人抓住，关在提篮桥监狱。经上级王钟麒同意，写了自白书，被释放，任南京首都宪兵司令部警务处长。后辞职到苏州青年干部学校，挂上校军衔。
我是在上海第一次杀日本人之后，苏筱云把我介绍给了李济时。之后数年，李济时一直是我的上线和领导。
1946年，李济时被国民党抓了，以“地下工作，行为失检”罪名，被判十四年，判前关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判后关在苏州。我认为真是莫须有，出了第二个秦桧，就带了粽子咸鸭蛋去宪兵司令部探监，当时警务处长是冯筠松，他看我来看望李济时，故意跑到篮球场打球去了。
卫立煌杜聿明因为在东北贻误战机，也被关。他们和李济时关在一个大房间里，三间房。（此处存疑，资料显示：1948年12月2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蒋介石担心立刻审判卫立煌将使军心大乱，就将卫软禁在南京寓所。不久，趁李宗仁上台放松看管之机，卫立煌经上海逃往香港。而杜聿明离开东北是前往上海治病）
李济时在上海曾经被日本人逮捕过，写了自白书，被释放，任南京首都宪兵司令部警务处长。日本投降后辞职到苏州青年干部学校，挂上校军衔。
见面时，李济时给我写了一首诗：
含冤入狱心胆寒 ， 忠魂无助任摧残。
姑苏三载国沦落 ， 白夏经年共济难。
霜雪始知松柏性 ， 艰危方识友朋肝。
累累惠赐金神费 ， 韩恩未报感心酸。
头一句他本来写的“被迫入狱心胆寒”，我给他改的“含冤入狱心胆寒” 。白夏指的是南京，又叫金陵。韩恩，大恩的意思。
这首诗写在他的照片后边，他还写到：俊江，吾之好友也，余蒙难金陵，承蒙小兄多方营助，始得早日出狱，实感、、、、、、就写到这，后边没地方了。
他指点我找人给他跑事，说当时在上海写自白书是假投降，让我替他给王钟琪写信，以师生关系口气写的。
钟琪王夫子益崖公麾下:等等等。大概意思是诉说冤屈，自白书是您让写的，是假投降，当警务处长是被迫的，暗杀汪精卫的死刑犯让我复审，判死刑很无奈，我知道是日本人故意考验我，我还哭过（注：赵贵荣老人也讲了，汪精卫卫士团的人要暗杀汪，案子交给李济时复审。李复审，画完红圈时，说李济时很悲愤把笔都摔了，扭过脸去，哭了）。
我带着信坐行船到常熟城，所谓航船，一般是一个机动船拖动好几个帆船。下了船，我发现有六个警察斜着眼看我，我装作镇定，大踏步走。旁边一个闺女拉住我说：表哥，姑妈来了没有？同时在我手心里一扣，我就明白了是有人接我来了。
她叫项美英，又叫项美玲。跟着她先到她家，他家是大财主，家里只有6、70岁的老佣人两口，她说她爹项哉阳是大汉奸，为了她娘，才没去告发，估计也活不长了。我告诉项美英我的来意，她告诉我王钟琪是她的干爹，又说我穿的像流氓，他不会见我，信可由她转交。
当晚住在旅社，是项美英安排的，旅社租她家的房子，条件很好，就是太吵，常熟太繁华，吹拉弹唱，一夜未睡。
次日一早，项美英过来，我们又到她家，把信封给我，上边写着：信内所托之事，照办。我问多长时间办妥。回答：啰嗦，还是干这个的！ 不到俩月，李济时来信，是一张纸条：所托之事，王公已圆满办成，我已回到南京宪兵司令部。
李济时当警务处长的时候，我还跟着他哩，大概两年。他让我去的，我假装应聘首都宪兵司令部二团，后来抽调到警务处。1943年，我先辞职，他后辞职。
首都宪兵司令部，我知道两个团，我是二团，从两个团抽掉了20个人到警务处。我在警三科（特务科），我代号警字013，工作是汇集情报。在那里我也学会了打官腔，诸如：内容不确，存档.借支的，就说现已超支.还有另行审查等等等。
有一次，我进了处长李济时的大房间，他和司令是一间大办公室，中间用布帘隔着。我进去后，闻见了大烟味道，我这人就是快言快语，就说：你这屋咋有大烟味儿哩。处长阻止我，已经晚了。布帘后边的司令让我过去，我从门外绕到他的门口进去。司令说我警觉性很高，问我多大了，我说19了，他说想提拔我当班长，可惜只有19岁，要是21就可以提我当班长，23就可以提当尉官（靠他娘，汉奸也讲规矩呀+——记录者评）。他又说：是我让徐副官拿过来你们前几天收缴的那40两大烟瞅瞅。你叫啥名字呀，答警13号。真名字呢，答赵俊江。
从他的屋里出来后处长交代：无论啥时候司令喊你上他的车，都决不能上，否则小命不保。
后来司令两次让我上他的车，我都没去。
司令名字叫申振纲，苏州人。家在苏州城内 王枢密巷 4号，日本投降后我去过。（A）
【申振纲陆军中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20年任江苏省经查厅长，抗战前任南京宪兵司令，“中国安清总会”通字辈，伪军事委员会委员，伪首都宪兵司令，汪伪首都**厅厅长，1943年10月10日被汪伪中华民国武汉政府授予陆军中将
解放的时候，我在苏州，苏南18县负责人是宋任穷。我去军管会交代历史问题，在那里见到了马云龙，解放军渡江前，我替李济时给他送过信，大意是不让轻举妄动，等待大军。
之前在苏州，我还认识第一任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他是民革的人。那是日本人还在苏州的时候，李济时住在苏州朱雀桥，让我给朱学范送过信。 解放后，李济时担任华东军区苏南第三军分区头头，在花园饭店办公，人数不到，时间也不长。
1950年，李济时死于上海曹家渡开往他老家浙江淳安的船上，特务打了三枪。
我们组织的人，无论四季，都拿个帽子。见面握手，先在对方手心里抠一下，然后摸着帽子。汤师龙、黄绍华我们都是李济时的人。
我在上海，被抓两次。
第一次先抓到警察局，黑布蒙着脸，送到了特务机关。
用电椅子和测谎仪吓唬我，但是没有用，皮鞭甩到背上是最轻的。左手被扎了竹签，特别疼，感染了，竹签不知道扎过多少人，脏得很。专扎左手指，右手准备让写字。插我竹签的那个人蒙着面具，他怕报复。 后来给我端过来面条，上面有大肉块子，我是回民不吃大肉，那时候就是羊肉也不吃，一是疼，二是表示冤枉很生气。
我用两个手指头抵住碗，推得远远的。一个当官的过来问情况，北方口音，给我了几个耳光，骂道：麻辣隔壁，一个小混混，弄来干吃饭哩！放掉。
用的日本敞篷车让我坐车上，用黑布袋蒙住头，转转转，到没人的地方，把布袋去掉，下车走了。
一共三天多时间。
下车的时候，那个打我的人说：我是归德的，叫李××，名字我忘记了。 后来我问我父亲归德是什么地方，父亲说，那是河南商丘，因为那地方回民多，回民就说自己是归德的，不说商丘。我知道了那个叫李××是回民，真是真主相助。他可能是从我厌恶的用两个指尖推开大肉碗看出我是回民。
第二次被抓，也是普通警察把我抓去了，在南市，先送到警察局，蒙头送走。
问：在哪住、以啥生活、像是要饭的到底干啥哩，说实话！
我说回教人出来求乜贴（要饭）哩。在家不想念书，跑出来了，到了上海，谁知道上海真难混。
后来来了几个穿西装的，没咋说话，走了。
在里边，刑罚是小事，怕的是哄，诱供，太容易上当了。
经历南京大屠杀
日军攻陷南京的时候，南京城北是非军事区，那里有使馆、大学，我们一家躲在那里的军政部兵工署一幢三层楼上，兵工署里还造小武器，有瓦斯，有人不知道是啥东西，弄开了一个，大家乱咳嗽。
兵工署院里有三幢三层楼。我们一家躲进工署的时候，我们和其他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有个老太婆，没带吃的，江西婺源人，四个儿子都不在身边。
房子管理员问我父亲：啥地方哩。回答：小禹州哩。说找不到钥匙了，塞给他了五块钱，他直说不要不要，我们是老乡哩，我是焦作人。我们回家把行李和百十斤大米搬来的时候，管理员砸开了三楼的一间大房子，我们住了进去。
我觉得南京大屠杀绝对不止30万，40万也不止，因为南京是首都，非常繁华，很多外地人都在那做生意。
日军来的时候，大军不乱杀人、不强奸。大部分都是散兵游勇干的。
我曾经看见日本兵杀人，两个日本兵进了一幢楼，一个人在外边，推个中年人出来。
有一天，我看见六匹大马，到了我所在的难民区停下，后边跟着部队，也停下了，带了四挺机枪。他们让传达室管理员别动，日军六人一组开始到三幢楼上抓男人，把人群集中在空地上，我站在第二排。
一骑马的军官在我们人群面前转悠，转到我跟前，嗯一声，抽出战刀指着我，士兵把我拉了出来，我指着房子，意思是说：我在这住。他们就把我弄回楼里，扔到楼梯那，我上楼，刚好碰到日本人上来，又把我弄到人堆里，危险极了，我向日本军官点头示意，他对士兵大发脾气，又把我弄出来撵回楼里去。这样一共回去了二、三十人，真是幸运。
其余抓到的人都用铁丝拧住胳膊，一根铁丝拧了一串，几百人，跪在河沿上，用机枪打了几个，掉下河去，其他人就被带到了河里淹死了。
南京鼓楼以西，每时每刻都在死人，死人太多了，那里坑多。
那个江西老太婆的四个儿子都被绑去，绑的时候，老大老三老四紧挨着，枪响的时候，他仨先倒下去，没打住，到了水里，脸露出来，钻到荷叶底下挡住。等日军离去，用一只手解开胳膊上的铁丝，然后把其他兄弟俩的铁丝解开。三个兄弟先后回来了，老二是哑巴，没明白弟兄仨的意思，没挤在一起，死了。老大会厨子，还给日本人抓老鳖做着吃，还不敢吭声，怕汉奸告发再抓回去。
中华门西，八角井填了很多尸体。
有一个大户人家，院里有个水井，死尸把井都填满了。日本军官进来，看到一个士兵往里填尸体，大发脾气，他走近一看，尸体都满了，就没再说话。
后来稳定下来之后，还有零星枪声，那是有人想占便宜，跑到人家去拿东西，看见日军就跑，一炮，日军就开枪。阴历年后，有人回家看看，碰见日本人就跑，日本人就开枪。
我还给红十字会帮忙，他们头姓汪，说是红十字会副会长，认识了惠特琳，她叫华群。经过简单交流，他让我负责统计每家人口，每家都写在一张纸上。我还负责统计被强奸的妇女人数。一般都不说，但提起这事，人都在那里发抖。我们这个楼上被强奸的妇女有20多人，这个院住了1700-1800口人，5、600百户，抓了370多人。
后来发粮食，我用话筒告诉大家，粮食每家都有。粮食是国际委员会发的（老人讲了他和惠特琳的交往，惠特琳女士安排他统计各家各户受损失情况，惠特琳让他们称她华群），商户的粮食。
我和父亲想回家看看，我建议父亲走大路。我们走到三青团总部（鼓楼南双龙巷附近）的时候，日本人在那里抽烟聊天。回家后，在洪武路八条巷看见七人被杀，看样子是从防空洞里拖出来杀死的，男的都是扎胸口。女的从下身扎，挑上去，大部分都没穿衣服。
有一次，在高等法院墙外边，它与兵工署挨着，我用青草把死尸盖住，特别是女尸。被日本人发现了，他大喊一声，我一看，一个军人在门楼下站着。他让我到他跟前去，又来了个翻译：太君问你夹着草干啥哩。答用草盖死尸。军官见我只盖女的下身，他直摇头，说我好来西。翻译说：太君说你做的好，明天再带几个人来，就这样做。最后还给我了两三碗大米，用衣服兜着回来了。
有一处，我看到三具死尸连着，看现场：女的被挑死裸体，丈夫的手搭在女的肩膀上，父亲去拉儿子的胳膊，但是父亲的手从手脖处被完全斩断，留在了儿子身边。
大概是39年，在南京我认识了两个日本兵。一个叫三官二郎，两个豆，是个军曹，参战前是个医生。一个叫高桥重次郎，三个豆，在家是个工程师。
当时我们租住在南京一小报社袁编辑的四合院。我和母亲，还有推车里的妹妹在街上，这两个日本兵出来，碰上了。比划着想来我们这吃饭，让我们给他们做饭，到我们厨房里看了看，稍后掂来一大块猪肉，好几斤，用草绳捆着。我们告诉他，我们是回回教，在地上写默罕默德。明白了，就连草绳带肉扔到臭水坑里了，别的百姓去捞，他们还比划这=着不能吃了。
我们厨房烧的是芦苇，他们就回去背来了四块大木板，都是上好的木料，跺坏，做饭。先让我们吃，我用勺子盛到嘴边，他们说不必要，你们中国人人心好。
以后就在我家吃饭，八个人吃饭。
有时候也和他俩交流，语言和文字交流。说到打仗死人，说没有法子，我们不愿意打仗。医生说：唇上一撮毛那个人，你们不要跟他说话。他没到南京，在镇江之前就杀了21个（普通）中国人。
他说：除了战场上，只杀了一个中国人，那人是个士兵，左上臂已经断开了，浑身一直在发抖，比划着让我用刺刀杀他，我不忍心，走了。那人啊啊的喊他，要求杀他，我无奈，刺死了他，刺在左胸。
这几个日本兵在我家吃了一、二十天饭。
当海军
汪伪政府找人当海军，叫中华海军。我就去了，先到海军训练所，那是培养海军的地方，和江南造船厂挨着。那里边的人复杂得很，看大门的卫兵是中条山被俘的国军。
我在里边找枪。里边步枪很多，有一次去闵行打野外，就是拉练，丢了三十多支枪，有的是把枪栓扔河里了。都瞒住了。盒子枪少哩很，有十几只，都不好使，大部分都是坏的，打起仗盒子枪也没啥用。
我找了一二十只（都是坏的），才找到我这只快慢机。放了很长时间才带出来，交给李济时的盆捅店，他给我配了子弹，有很长时间之后才交给我，用它打那三个半黄衣裳警察。
在海军训练所认识了一个回民，叫马啥龙。
李济时给我说过：凡是日本人能利用的东西，不管多好，都不要可惜，毁坏它。
我学会了做炸药，还学了鱼雷和机雷的构造。我胆大，人称天胆（本村的抗日自卫队老兵赵保成也称赵贵荣天胆），有一次，我跑到仓库，把鱼雷前部三个爪里的炸药都给倒出来，又把爪重新安上。
毕业后，分配到南京船上。我动员了几个人，想把船弄沉，我知道船底有个大洞，叫海底门。我去卸的时候，被卫兵李和福发现了，他是浙江人，思想进步。他把我劝回来了，他说这样不中，日本人发现了，我们都得死，这办法不中。
我还惦记着上海，辞职了，38年下半年到海军训练所，干了六个月。（注：此处时间似乎有误，老人38年下半年去的上海）。
我当海军前，李济时被抓，关在提篮桥监狱，写了自白书出来，到南京担任警务处长，我们通过徐定标有联系。我辞职后，报考警务二团。
匕 首
我在上海张小泉剪刀店定制了一把匕首。我说：老哥们，做个防身的东西，不要剪子、不要宝剑，要小一点厚一点，中间有沟（俗称血槽）能透气，要隐蔽容易隐藏的。最后敲定时间两天。问多少钱，人家不要钱，说您别说一把，十把也不要钱。两天后取刀，蛇皮套，短，果然是削铁如泥。
杀 人 在上海，我杀过七个半日本人和汉奸，其中用刀杀了三个。
一 有一次，我接到任务（任务一般是徐定标身边的弟兄们传达），要杀几个警察，地点在上海南市附近的稻田里。我头一天先去侦察地形，发现稻田田埂的尽头附近有一厕所，很久没人用了，干的。次日，我就带着快慢机埋伏在厕所里，，这只快慢机能装20发子弹，这次装了9+1（注：老人解释那一颗子弹是咋回事，记录者没听懂）。
田埂那头来了一、二十个人，田埂太窄，他们排成行走过来的。活该他们死，过了田埂，在平地上，有一个人发烟，他们围着点烟，我开了枪，打出六发子弹。当场打死三个，另外一个爬起来走几步倒了，又爬起来走几步，又倒了，估计死了，我没敢继续看下去。其他人都跑了。
我把枪藏在厕所的干粪堆里，第三天才去取。附近有个老头认出了我，说：好。我说我是路过这，你说啥我听不懂。老人就笑了。
这只快慢机，我一直等到南京解放后才扔到房后大坑里。
南京快解放的时候，如果发生杀人案，他们都找我帮忙破案。我说：不是政治性的，我可以帮忙。党派之间的杀戮，我不参与。
二
有个日本女人，穿和服，和我们的弟兄们来往，叫谢春霞，是伪满人，会说日语，父亲是一个地方的警务署长，全家人都死在了抗日联军手里。她就来上海报仇，我们很多弟兄都栽倒他手里，这些弟兄也不一定都是我们组织的，各路英雄豪杰都有。在上海，谢春霞外号九尾狐。
我受徐定标的人委派我，除掉九尾狐。
日本人把茶馆叫做千代田。我在旅社，有人给我打电话，你今天到虹口某某某里弄，有个千代田，你到那去，有个大狐狸，把皮给他剥了。
我到了千代田，在二楼房间泡上茶。楼梯是老式木制的，走起路来咚咚响。九尾狐穿日本衣裳，说中国话，三个人一起，给服务员说有人约她，服务员说楼上有个人。我的快慢机就在桌子上，茶壶挡着，枪口已瞄准好楼梯口，她才上来楼梯，我扣动扳机，一下。人就滚下楼梯了，同行那俩人也滚了下去。
我蹿下楼梯，大喊：有坏人，杀人啦。还对日本老板说：阿不耐依（危险）。枪已经揣在身上了。
第二天，《申报》说九尾狐死了，再不浪骚了。
后来李济时说，抗日弟兄死在她手里不止30个。
三
一次，我们的一个人对我说，我老婆出卖我。其实就是个醉话，她说早晚把你的事抖出去。我俩商量，他决定干掉她。
没几天，他让我到他家去，进门我说：这是嫂子。她说：你也是这号货！老娘我只要说一句，你们全麻辣比完蛋。他把她一拳捶晕了，倒在床上。我说坏了，不杀不行了。
一刀下去。
四 最后一个是个日本商人，穿西装。当时日本松井、福田公司都是日本的大企业，经营生产军用物资，和日本军方都有联系。他们用中国人干活，干重体力活和化学工业的危险活，工资却很低。
当时是在酒馆里，其实当时也是赌气，这个松井公司的商人口出狂言：支那人应该统统死啦死啦的，，支那人都是下等人，不收拾不中，只要有压力，他们就老实了。我就和他吵起来了。有人制止我说危险，我推开那人，过去就是几刀，全扎在肚子上，一头栽倒。
题外话： 1.其实当时上海各路英雄很多，比如警察正在站岗，有人从背后过去，绳套往脖子里一套，背起来就走，这就“背娘舅”。
2.我们的组织叫东南特务区。头叫区主任。
3.日本投降前，我当过吴江县情报站站长，挂名，没去。
4.唱了童子军军歌。童子军是庆典时候用的。
5.那时候往返上海南京很频繁。坐车不要钱。
我 家
我父亲是阿訇，我出生在苏州，四岁到了南京，在南京上的小学，后来父亲想让我到寺里念古兰经，将来当阿訇，我说，我不是读书的料，在外边跑着行，我父亲气的够呛。我的两个女儿和大儿子出生在南京，其余四个儿子出生在禹州。
1950年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南京市政府疏散大批人员回原籍。我从南京回到河南禹州山货乡老家，九口人一起回来的，父母、我们夫妻、两个女儿和大儿子等。4月16日到的许昌，中间曾在徐州领的给养，怕我们在南京领之后跑回去，改在徐州领取。在火车上，有三个遣返的国民党老兵，两个当兵的是确山人，一个副官信阳人，他们看到火车上的服务员热情照顾我父亲，非常佩服我，口口口声声喊我长官。
疏散人口的时候，我起了带头作用，动员了13户73口人回乡务农，在火车上好吃好喝好招待。在南京一小学的操场上开了大会，副市长唐在场，他让我们上去讲话，我一激动，上去讲了20分钟，讲完话，唐亮还跟我家属聊了几句，并亲自开了介绍信。区长唐学国送我们，书记姓马，也在场。会后其他人都是自行到火车站，我们家是区政府安排马车送到火车站，区长书记还帮我父亲掂尿壶。
1947年1月，陈毅、粟裕、谭振林、唐亮等华东野战军领导在一起
1950年，张凯（左起）、林维先、王建安、汤光恢、粟裕、张爱萍、唐亮、郭化若、张震在南京
出发的时候，区长唐学国帮我捆行李，我担心出事，把我八年抗战唯一的纪念章———抗战蒙难同志纪念章扔到垃圾堆里了，还扔了杀了几个鬼子和汉奸的那把心爱的匕首。
回到老家，一家七口人给了一亩二分地，一间房，我们不会种地，父亲已经70多岁，生活困苦可想而知。
1952年，郭连第七区政府政委杨廷甫（知识分子）看我识字，因为我交代的彻底，他认为我是个表里如一的人，就让我这个蛮子担任区干队队长。期间，我抓了别人都不敢惹的杀手赵某某，他是本村人。
1956年参加县里教育系统培训班，时间三个月（一说是45天），算是残渣余孽，57年下半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摘帽。五儿二女上学时，被人喊作右派娃特务娃。
我们家的亲戚都在大城市，台湾也有。
我的姐姐赵金陵又叫赵菊芳（我后娘的女儿，和我没有血缘关系）一家1948年去了台湾，姐夫满守仁，回民，河北邢台人，上校军衔。是空军人员，负责建雷达。他说：本来应该带你走，但你家九口人，需要你照顾，待时局稳定，我来电报接你。
在南京分别时，姐姐和母亲跪别后，又跪在我面前，拜托我照顾好母亲，我跪下搀起姐姐。
八十年代，和台湾花莲的姐姐家恢复了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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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9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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