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我没上过幼儿园，在大杂院和胡同里无拘无束地玩儿了几年，直接上的小学。
我的小学叫新官讯小学，坐落在新官讯大街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条街、那座学校在天津火车站后广场改造中一同消失了，仿佛带走了我的童年。
现在还记得那个情景，每天早晨，我和七八个小伙伴，迎着七十年代的朝阳，排着路队走在大街上。我是那个路队的小队长，走在路队最前面的是一个大眼睛、长睫毛、瓷娃娃一样的小女生，叫陆莉；走在路队后面的是一个留级多年的大女生，个子高挑，长得怪怪的，有点像现在科幻电影里的阿凡达。
那时候，上学的门槛不高，我所在的一个班里，就有三个智力有问题的。一个外号叫铁蛋，脑袋大，脖子粗，课间爱打架，下手还没轻没重的；一个叫立新，脸色惨白，身体嬴弱，有次上课突然把早晨喝的豆腐脑吐了一课桌，老师赶紧派同学找来了立新的爸爸，我们目送着立新的爸爸用自行车把立新驮走；还有一个就是走在路队最后一个的阿凡达，她的名字里好像有个“红”字，“红”的爸爸在学校忆苦思甜大会上做过报告，一挽胳膊，露出了被地主老财用镰刀砍的伤疤，那时候，我们对这事儿毫不怀疑。
说到路队，想起了那时有部木偶剧，叫《放学路上》，是反映小学生跟破坏分子做斗争的，以至于我们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总是睁大警惕的眼睛。我们没遇上啥破坏行动，不过，拉车给城里运菜的马匹在马路上肆无忌惮地撒尿，有时候还公然发情，让我们两小无猜的共和国接班人情何以堪啊。奇怪的是，我们上下学走在马路上，从来也没一起唱过歌，可能是不好意思吧。
我们唱歌是在音乐课上，教音乐的于老师，是个和蔼可亲的胖胖的老太婆，每次上课前，几个男生要帮她把脚踏琴抬进教室里，我们唱《小松树》、《我们的田野》，夏天的时候，教室的窗户四敞八开，微风吹进教室，我们的歌声也传到了操场。我们学校的教学楼是四层，那年唐山地震时被削去了一个角，并无大碍。
我们学校的操场是正方形，围着操场的除了能提供阴凉的教学楼，还有三排小平房，依次是文艺宣传队的排练室、少先队的大队部、学校广播室、工人宣传队驻地兼木工室、校办小工厂的车间、水房、厕所还有传达室。我们学校的大门是红色的，操场四周还有些绿树，那时的天总是蓝的。
我们最爱上的是体育课，体育老师姓高，是个小帅哥，个子高高的，脸白白的，穿着深蓝的一身秋裤或绒裤，右手的食指总摇着一串钥匙，顺时针或逆时针，嘴里还总吹着口哨。他教我们投篮，教我们打垒球，赶上下雨，我们躲回教室，他就给我们抱来一箱子小人书。
我们最怵头的是珠算课，瘦小枯干的女老师摆弄着一个夸张的巨型算盘，三下五除二地就把我们算晕了。幸好，她还教我们描红课，描红课又叫写大字，我们研起墨来，教室里嘎嘎作响，字写得好坏不说，瞧这气势。
小学里，我最难忘的老师是教算数的刘维贤老师，刘老师早先教过私塾，曾是我姑姑的老师。他接近一米九的大个子，爱穿对襟的老式服装。我小时候，习惯性驼背，刘老师经常猝不及防地拍我一下，说：“小小年纪，直起腰来！”有一次，我们在小工厂劳动，把长条的麻袋片卷成一卷一卷的，干完活儿，我从小工厂出来，正碰上刘老师迎面走来，我说：“刘老师，我们劳完动了。”刘老师一听就急了，说：“劳动两个字怎么能分开？应该说劳动结束了。”印象最深的是，一天，刘老师给我们上算数课，不知怎么，讲起了周恩来总理的故事，说周总理怎么在外交场合给美国人难堪。我知道，他除了教我们算数，更教我们爱国。
我上小学时，遇上的大事有唐山大地震，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去逝，粉碎“四人帮”，国歌的更改和恢复。对了，还有红小兵变成了少先队员，可不管怎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让我们唱得热血沸腾，我们在填表格的时候都骄傲地写上出身“贫下中农”。当然，我们也是发奋图强的新一代，我们爱科学，我们决心为“四化”做贡献，为了赶超世界，我们还忍辱负重地学习日语，我五年级下半学期，因为搬家转学，又学习了英语，那时候的电影，最时髦的就是男主人公、女主人公煞有介事地捧着一本书学习英语。
我上小学的后期，学习越来越重要了，分数也越来越重要了，我们的学“马列”小组不再活动了，考试成绩开始全班大排名了。但是，回想我的小学生涯，学习从来不是一种负担，我的军绿色的小书包总是薄薄的，里面还有手绢、抹布、水碗儿，简称“三带”。
我们每天很早就放学回家了，我们在胡同里打羽毛球、捉迷藏，女的踢毽子、跳猴皮筋，男的撞拐、推铁环。夏天，我们用涂着松香的长棍儿粘知了，用抄网捉蜻蜓；冬天，我们踩着竹劈子划冰，在院子里扫雪后堆雪人，煤球是雪人乌溜溜的黑眼睛，胡萝卜是雪人长长的红鼻头儿。
这是我们最快乐、最自豪的时光，学习是一辈子的事，而无忧无虑、纯粹好玩的时光，就那么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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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我是来打酱油的
发表于 2014-9-16 17:13
显身卡
发表于 2014-9-16 20:26
发表于 2014-9-16 2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