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小说】《大国之魂》

失败的匈奴

同是黄埔一期出身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命运却大不一样。他在抗战胜利后接替杜聿明坐镇昆明，派兵镇压学生运动，枪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教授，后病死台湾，落得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远征军总司令在取得两位集团军司令官一致同意后，立即责令参谋部变更原来的进攻计划，他亲自带着新起草的作战方案直飞重庆谒见蒋介石。新方案拟利用日本人将兵力集中于右翼的部署，将后备队第十一集团军隐蔽地调往左翼松山，对松山和龙陵发起总攻击，控制滇缅公路并切断腾冲日军退路。这样，以二十万优势兵力同时两面进攻，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蒋问：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谁能负责？卫答：如果失败，卑职愿领罪责。

    新方案很快得到美军野战司令部赞同。多恩准将表示，将出动更多作战飞机予以支援。

    五月二十五日，调动部队的命令下达了。第二十集团军继续摆出攻击姿态迷惑敌人，第十一集团军所属三个军则沿怒江东岸向左翼战线秘密运动，所有部队车辆均在夜间行军，不得开灯或暴露目标。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几乎瞒过了日本人的耳目。只是后来当“芒市一号”的侦听电台发现松山对岸老六田一带的通讯信号突然增多时才引起警觉，但毕竟迟了一步。

    六月一日，第一批中国士兵出现在松山阵地面前。紧接着，潮水般的中国大军继续向怒江西岸的松山、龙陵和滇缅公路沿线涌来。

    2

    松山为龙陵县境内第一高峰，属横断山脉南麓，海拔两千六百九十公尺。它突兀于怒江西岸，形如一座天然的桥头堡。扼滇缅公路要冲及怒江打黑渡以北四十里江面，易守难攻，地势极为险要。

    自从一九四二年日军长驱直入占领怒江西岸之后，松山的战略地位就变得尤其重要。它不仅牢牢控制了滇缅公路，而且掌握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还与腾冲、龙陵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登上主峰子高地，勿需借助望远镜便能将东岸婆海山敌军阵地尽收眼底。平时云开雾散，每个标准视力的人都能清楚地望见峡谷里那架折断的怒江大桥（惠通桥），还能看见滇缅公路保（山）龙（陵）段八十八公里长的灰色公路好像带子一样在两岸山间绕来饶无。美军飞机获得的航测资料表明，日军设在松山阵地上的一一五榴弹炮群至少可以将两岸一百公里路段完全置于炮火控制之下。因此松山又被美国报纸称为“滇缅路上的直布罗陀”。（见美国驻华新闻处《怒江战役述要》）

    松山既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敌我双方都不可谓不高度重视。远征军最初将腾冲选作主攻方向，其中就有考虑松山易守难攻的因素。

    驻守松山之敌为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下属腊勐守备队，指挥官金光惠次郎少佐。该守备队配置强大火力，计有一一五重炮群、反坦克速射炮、高射机枪、坦克等，兵员共计一千二百六十名。

    腊勐（日方译作拉孟）是松山大垭口下面的一座村寨。“勐”在傣语中是平坝的意思。环山而上的滇缅公路即穿寨而过通往龙陵，金光少佐的司令部就设在腊勐街上。

    早在一九四三年初，日军在太平洋上连遭失利之后，松山就被日本战略专家深谋远虑地设想为支撑滇西和缅甸日军防卫系统体系的重要据点。日军第十五军司令部专门从缅甸调来一支工兵部队，另外从泰国缅甸征集大批民工（为保密不用中国人）昼夜施工，苦心经营年余完成。松山工事完全按照永久性作战需要构筑，极为复杂坚固，甚至连坦克车也能在地堡里开进开出，活动自如。日本缅甸派遣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中将，第十五军新任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和第五十六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都亲往视察，现场观看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五百磅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河边总司令在写给南方军总司令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程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11个月以上。”（见《缅甸作战》）

失败的匈奴

抗战胜利后，著名的地方史专家、云南大学教授方国瑜先生曾亲往松山战场遗址考察，并在《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中对该防御工事有过较为详尽的描述：

    ……敌之工事，布满全面，均构成堡垒群，如龟背纹，周以刺铁丝数重。堡垒内外，编成浓密火网，互为支援，复为支撑，

    即局部失陷，亦不影响余部之单独作战。

    敌垒主体之构筑，大都为上中下三层：上作射击与观察，中作寝室或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仓库……堡垒上掩盖圆径二十至七十公分之木柱，排列成行，积四五层，上铺三公厘厚之钢板数层，积土厚逾一公尺。堡垒出地面之四周，安置盛满砂石之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间复加钢板，桶外被土，故一一五榴弹重炮直接命中亦不能破坏，内部所受之振荡甚微。

    ……敌人构筑阵地之坚固，射击设备之周密，非可能轻易摧毁。其他如堡垒之交通，纵横交错，更掘暗壕以通堡垒之坑道掩蔽部。并埋设地底电缆，假设无线电话。又在垭口有小型发电厂一所，以供电照明，安置吸水机，埋铁水管供应食水，以及其他卫生设备，皆甚完善。储存之粮秣弹药，尤为丰裕，足供持久固守。

    我认为值得一提的还有日本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战斗精神。

    抗战胜利后，一位叫做方诚的国民党将领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成一本名叫《八年抗战小史》的书，意在总结经验，明辨得失。该书于一九四六年在昆明出版，受到陈诚、李根源等国民党元老的高度肯定。方先生列举二十三大条对中日两军进行详尽比较，比较结果，除“英明领袖”和“全民抗战”两条外，日军竟有二十一条优于华军。例如第二条：“敌中级以上官佐，其战术修养比我高一至二级，下级军官比我高二至三级；至士兵素质，我简直不能与敌相比。”又如第十三条：“独立作战精神：我军一连有时尚不能独立作战，敌兵一班甚至一名，担任搜索、掩护与狙击时，常能发挥很大效用。第一次南宁作战，我军追击数师，因受敌一班掩护之兵力，而迟滞数小时前进。”

    我以为比较乃是鉴别的唯一手段，除非你有意对事实视而不见。

    结论：“就作用而言，敌兵可望以一当五、当十，我军若无五倍十倍优于敌人，则不能歼敌……”

    3

    中国远征军左翼战线的攻势是在三十架美军B29轰炸机对松山的狂轰滥炸中拉开序幕的。

    六月一日凌晨，第十一集团军一个加强师渡过怒江，随即开始仰攻松山。据侦查报告，松山守敌约有三、四百人，火炮五门，机枪十余挺，以腊勐寨、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和松山主峰子高地等处为主要阵地。考虑松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宋希濂命令第七十一军二十八师主攻松山，以该军另外两师绕过松山进攻龙陵，切断龙陵之敌对松山的增援。

    若以兵力论，中国军约为日军三十倍，另有两个整编军随时准备增援，取胜当万无一失。

    因此第七十一军中将军长钟彬亲随第二十八师渡江督战。

    战斗一开始，仗着炮火和空中优势的中国军便气势汹汹地扑向腊勐寨外围山头。钟军长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楚：他的穿土布军装的士兵猫着腰，好像灰色的蚁群顺着山谷和山坡的缝隙慢慢蠕动，渐渐接近敌人阵地。山大，坡陡，飞机和大炮早把腊勐寨犁成一片焦土。士兵们端着枪警觉地前进，或匍匐，或跳跃，或不断鸣枪壮胆。

失败的匈奴

他们等待敌人出现。

    五百公尺，敌人沉默着；两百公尺，敌人仍然沉默着。越接近山头，这种沉默越发显得阴险和不祥。

    莫非敌人耍什么花招？钟军长头脑中刚刚闪出一丝疑惑，立即被自己否定。无论如何，敌人只有一支小小的守备队，难道三、四百人能够打败一个师加上飞机大炮的进攻么？

    钟军长身经百战，对自己的战争常识深信不疑。

    敌人的出现不幸打破了中国将军的乐观信念。

    地雷爆炸。手榴弹爆炸。阵地上腾起的黑烟吞没了士兵灰色的身影，无数烟柱此起彼落，死亡的阴影渐渐遮没了天空。

    机枪响了。不是十挺，而是五十挺，一百挺。无数机枪、小炮、掷弹筒从隐蔽的地堡中喷吐火舌，交叉射击，强大的火网笼罩着灰色的人群，将他们纷纷抛入血泊和死亡中。

    仅仅一刻钟，第一轮进攻即告失败，主攻团一营只退下来一排人，正副营长均陈尸山头。

    若非亲眼所见，钟军长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样的事实，即日本人眨眼的功夫就把他的部队赶下了山。于是第二轮炮轰之后，更大规模的进攻又开始了。

    然而进攻依然归于失败。

    钟军长被激怒了。不仅激怒，他更因失败感到惊恐不安。因为军长背后还有一双双更加严厉更加冷酷的眼睛：集团军司令官、远征军总司令直至委员长都在注视着松山，注视着强大的七十一军在敌人区区一支守备队面前一败涂地。钟军长并非不能容忍自己部下打败仗，他不能容忍失败带来的后果。

    松山，难道你注定要给七十一军带来灭顶之灾？！

    疯狂的冲锋又开始了。第二十八师在军长亲自督战下，各团各营轮番投入进攻。各级长官层层督战，士兵们被督战队的枪口逼迫着，硬着头皮冲向敌人的火网。有时白天打下一座山头，夜晚又被日本人夺回去，漫山遍野躺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

    失去理智的冲锋使士兵感到无比恐惧和绝望，与其曝尸荒野不如自己捡条活命，于是成班成排的逃兵出现了，他们或遁迹山林，或趁夜间泅水逃回内地。初战半月，第二十八师伤亡达三千人，逃亡近半，剩余部队军心涣散，攻势日衰。

    司令部闻讯，急调第六军新编三十九师增援，亦遭伤亡。月底，两师人勉强攻占腊勐寨，日军遗尸百余具。

    至此，钟军长才确实获悉，日军守备队共有兵力一千二百余人，附火炮数十门，机枪百余挺，另有坦克若干。

    大吃一惊的钟军长一面将情报火速上报，一面按兵不动。于是松山前线阵地就出现短暂的平静和对峙局面。

    右翼战线，松山祐三师团长发现中国军已经转移兵力，突然对松山、龙陵大举进攻，经过短暂踌躇，终于决定留下一个联队固守腾冲，自己匆匆率领师团主力驰援左翼。同时，驻守芒市、遮放、畹町腊戌沿线的日军第二、第三十三师团也接到河边总司令的命令，沿滇缅公路向龙陵进发。日军的战略意图是：一举夹击并消灭龙陵城外的两个中国师，然后在松山将中国远征军左翼击破，最后在腾冲围歼中国军右翼，实现怒江大捷的战略抱负。

    正在龙陵围城的第七十一军两个师本已攻入城中，眼看再有一两日便可大功告成。然天有不测风云，敌人援军突至，只好慌忙退出城外，象刺猬那样缩起身体，在公路山头掘壕固守。卫立煌总司令意识到形势严重，给两名师长下了死命令：战至一兵一卒不许后退半步。

失败的匈奴

由于松山据点始终象根鱼刺那样牢牢卡住滇缅公路的咽喉要道，中国军队急需的粮食弹药后勤物资均要依靠人力骡马经由山间小道运抵松山和龙陵前线，因此前线供应时时发生危机。六月中旬，滇西雨季来临了。昼夜之间，到处山洪暴发，怒江江面比平时涨宽一倍。交通断绝，山道泥泞，民伕骡马均不能行，美军飞机亦无法起飞。前线作战的军队失去后勤保障，好比飞机舰船没有了动力，一时军心动摇，攻势颓缓。士兵们蹲在光秃秃的战壕里，怀抱步枪，日夜听凭大雨浇泼，苦不堪言。有时实在耐不住饥饿，就漫山遍野寻觅充饥之物。伤员运不下来，只好听其自生自灭，痛号呻吟之声到处可闻，其状甚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对此忧心如焚。他们明白，如果暴雨再持续十天半月，中国军队的攻势将自行瓦解，全线崩溃将不可避免。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司令官担心的不可收拾的局面终于没有出现。头场暴雨只下了一周便有了二三日好天气，怒江上空雨驻云薄，时隐时现的阳光将深山大谷照耀得满目青翠，大雨暂时洗刷了战场上的硝烟气息，使人感到一片清新气象。数千民伕骡马队抓紧起程，大批美国飞机迅速飞临前线阵地进行空投，这样才暂时缓解了前线四个师频临崩溃的危险局面。在空投过程中，一架美军飞机由于飞得过低不幸被敌人炮火击中，机上六名人员全部遇难。

    长官部的人们虽然喘出一口大气，但是威胁依然存在，日军随时都有可能吃掉龙陵两个师然后会师松山。于是卫立煌急令后备队第二军、第八军渡江增援。第八军接替攻打松山，第七十一军和第六军各一师偕第二军经小路绕道增援龙陵。

    至此，中国二十万大军全部投入战场，方圆百里的怒江前线呈现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战争场面：左翼龙陵松山，中国三个半军与日本三个师团紧紧咬在一起，枪炮昼夜不息，大地硝烟弥漫，阵地犬牙交错，攻防互有胜负。右翼腾冲，中国第二十集团军六个师围攻日本一四八联队，日军顽强抵抗，寸土必争。

    对处于劣势的日本人来说，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在于松山。松山是内线，是钉子，是支撑胜利的据点。松山不守，腾冲龙陵则无依托，怒江防御体系的三角支点就将瓦解，把敌人各个击破的战略设想也将化为泡影。

    对人数占优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在天时地利上明显处于不利：背水一战，交通受阻，大雨滂沱，进攻困难。松山据点正好是插在心窝上的一把匕首，它的战略作用是把中国大军分割成彼此孤立的三块，致使龙陵方向的中国军队首尾不能相顾，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和岌岌可危的境地。松山不克。腾冲龙陵之师都成孤军，随时有被敌人各个击破而导致全线崩溃的局面。松山若克，则满盘皆活，三处战场连成一片，后续部队及物资便能源源投入战略大反攻。

    这样，松山就必然成为战争双方拼死争夺的焦点和取胜关键。

    4

    第八军原为中国远征军预备队，驻昆明。军长何绍周，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的侄儿。何氏虽然身为中将军长，实际并不擅长打仗，尤其不擅长与日本人打仗，因此每有战事或遭遇激烈战斗，便将前线指挥权慷慨交与副军长李弥，自己蹲在第二线掩蔽部里观望。

    李弥，号文卿，又名炳仁，云南腾冲人氏，农民家庭出身。该员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一九二四年投笔从戎，在滇军里做勤务兵。二十年戎马生涯，经历大小百余战，终于官至少将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当然，少将副军长绝不是李弥的最高理想，如果说中国的何绍周们是依靠皇亲国戚裙带关系后门后台轻而易举取得高位的，那么平民出身的李弥们便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功劳、汗水、忠诚、狡诈，以及察言观色、忍辱负重、卖身投靠、铤而走险等等来实现。

    总之李弥们付出的终归比得到的多得多。

    七月一日，怒江大桥修复通车，第七十一军转攻龙陵，由第八军接替进攻松山。五日，远征军直属重炮团及军、师炮群百余门大炮一齐轰击，掩护第八军三个步兵师从四个方向向松山阵地轮番进攻。

失败的匈奴

腊勐以上，即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子高地等处，山势更陡，敌人工事更加坚固隐蔽。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冒着大雨和敌人枪炮，手脚并用跌跌撞撞在山谷里攀登。泥泞的山坡好像泼了油，士兵们既要留神脚下摔跤，有要提防头顶上长了眼睛的机枪子弹，真是两面受敌，艰苦异常。

    日军利用恶劣天气频频发起反击。他们完全不惧怕数十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心理上没有负担。他们或以逸待劳，准确射杀暴露于开阔地的中国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或者派出小部队，携带掷弹筒、手榴弹或迫击炮，隐蔽出击，一顿猛轰将敌人赶下山去。

    接连几日，第八军进攻受阻，伤亡官兵六百余人。各师奉命待命一日，在山下修筑工事。

    次日夜，荣一师荣三团一部约两百人突入敌主峰子高地，试图中心开花，打乱敌人阵脚。不料立足未稳即遭到包围，始知上当。这一夜，山上枪炮声喊杀声昼夜不息，黎明时分，仅有两名伤兵爬下山来。据伤兵称，子高地中央乃一大地堡，四周簇拥无数小地堡，火力网四面交叉，密不透风。堡与堡之间且有掩蔽壕相通。有人曾一度接近大地堡，听见地堡里有日本女人唱歌。

    此后数日，飞机再炸，大炮再轰，将松山大小山头反复犁过数遍，有的地方焦土深达几公尺。

    然而第八军进攻依然收效甚微。

    面对坚如磐石的松山阵地，中国军除了死伤累累，几乎无计可施。李弥心一横，将指挥所搬上前沿阵地，亲率参谋长和美军顾问到主攻团督战三日，方才幡然省悟。他在作战日记中留下后话云：

    “……攻打松山，乃余一生之最艰巨任务。敌之强，强其工事、堡垒、火力。若与敌争夺一山一地得失，中敌计也。须摧毁其工事，肃清其堡垒，斩杀顽敌，余始克有济。”

    也就是说，松山之战不应以占领山头为目的，而必须将敌人堡垒逐个予以摧毁，消灭其有生力量，最终始能大功告成。

    至此，第八军官兵伤亡已经超过两千人。血的代价终于换来中国将军对战争艺术的重新认识和深刻反省。

    《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六章第三节载：

    “七月二十四日，阴云浓雾，步炮协同困难，未能扩大战果。而敌乘雨之际，猛扑丙丁高地，第三0七团副团长陈伟及第一营营长刘家骥与敌鏖战负伤……”

    公元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昆明地区天气晴朗，晨雾尚未散尽，阳光温熙地洒进窗来。陈伟先生与我面对面地坐在市政协办公室里，接受采访。陈先生已逾花甲，面庞清癯，花白头发梳理整齐，腰板依然挺直，穿一件朴素庄重的灰咔叽中山制服。同我认识的所有作为统战对象的民主人士一样，陈先生言语也不多，说话谨慎，如果我不提问，他便绝不主动开口，极有礼貌地保持沉默。

    我的采访是从松山以外的话题开始的。为行文方便，我删去提问和与文章无关的内容，将陈先生谈话整理如下：

    “我是广州人，南京黄埔第十期毕业，打松山那年二十九岁。当过士兵、二等兵，到副排、连、营、副团。中校。老婆孩子扔在广州沦陷区，部队一律不带家属。

    “那时物价不算太贵。二等兵一月六元法币，少尉排长四十八元，中尉八十元，中校一百七十元，上校二百四十元。我是中校，记得一元钱要买一百斤大米。

    “打日本跟打内战不同，但是从打仗的角度讲是一回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兵就得打仗，命令下来，不管是谁都得打……你问现在对日本民族怎么看？我想他们是有罪的，他们并没有承担战争责任，不管别人会怎么看，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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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必须对中国作出赔偿……政策是一回事，感情是另外一回事。

    “每团都有美军联络参谋组，军部有参谋团。一九四三年在云南文山驻防，办军事干训班，由美国军官训练排以上干部和特种兵。效果不大，连排长习惯按照自己的方法带兵。

    “战斗前一般要进行短期精神训化，启发士兵爱国觉悟。团部设政训处，有政训主任，连部设政治指导员，后来撤销，改设副连长，负责对士兵进行时事政治和抗日救国教育。

    “渡江第一阶段，我军进攻基本上是失败的，伤亡很大。日本人不仅工事坚固，而且非常隐蔽，即使我军占领了表面阵地也无法立足，因此军部决定改变战术，一个地堡一个地堡地掏，将包围圈一点点地收拢。这样看上去虽然进展缓慢，却很有效果，敌人消灭一个少一个，所以到七月下旬，我军阵地已经稳步推进到离主峰子高地不到五百公尺的阴登山、大垭口和黄家水井一带。

    “我是在指挥攻打黄家水井时负伤的。当时我隐蔽在一棵树桩后面观察，大约被日本狙击手发现了，于是几颗枪榴弹就接连在我身边爆炸，其中一颗直接命中树桩，将我头部和大腿炸伤。日本兵枪法好，狙击手特别多，狙击手往往都用步枪和枪榴弹。枪榴弹比手榴弹厉害，抛得远，准确性高，瞄准射击，对付步兵比迫击炮还管用。日本士兵素质比我们好，训练有方，听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人强迫，所以经得起打硬仗。

    “据我个人所知，国民党军队里没有督战队，也许只是我所在的部队没有。荣一师攻下子高地，被敌人反攻，李弥急了，亲自率领敢死队上战场。

    “你问松山战役取胜的关键在哪里？我看除了中国官兵打得勇敢和美国飞机支援外，战术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李弥及时调整战术，第二是使用火焰喷射器，第三是爆破子高地成功。”

    陈先生伤愈后升任团长，后任少将师长，一九四九年在广州率部起义。现为昆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昆明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委。

    5

    一九七一年，当我作为百万知青大军的一员，从天府之国的成都来到遥远的云南边疆插队落户时，心中除了一片如同遭到上帝抛弃的荒凉外，对脚下这片陌生的红土地及其周围的人生故事全都漠不关心。

    我们建设兵团（后恢复农场）座落在怒江以北几百公里的边境上。那是一块相当于成都市大小的富饶而荒凉的山间盆地，当地人称坝子。至少还有三种少数民族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坝子形如狭长的朝鲜半岛那样深深地楔进缅甸北部莽莽苍苍的热带林海中，它西与密支那相邻，南与八莫隔山相望，我们农场就好象一座坚强的桥头堡，牢牢地占据了这座半岛的中心位置。

    农场始建于公元一九五五年，最初由几百名部队转业官兵创建。这些官兵虽然都戴过红彤彤的五星帽徽，来自革命大熔炉，却没有一个属于那种货真价实的老革命。他们都是半路出家的角色，比方投诚、起义、收编等等，有的还是三大战役的俘虏兵。总之，这些老前辈的形象都远不够那么高大和光辉，因此很快就在我们这些被派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心目中黯然失色。

    尽管当时我本人已经沦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是我和我的情绪冲动的知青伙伴还是不公正地虐待了那些被历史遗弃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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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当我重返滇西，为创作这部长篇纪实文学进行历时数月的实地采访的时候，我特地回到了一度朝思暮想的边疆农场。也许由于时过境迁，也许由于经历了人生，多了一些沉重，少了一些幼稚和肤浅，总之我在那里几乎毫不费力地拾取了许许多多精彩的人生故事，其中有别人，也有自己。

    我在无意中还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些昔日备受歧视并领受许多不公正待遇的老兵们，竟然大多有过参加抗日战争的辉煌经历，其中有人甚至经历了八年抗战的全过程。

    这个发现确曾使我大大地激动了。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习惯鄙视和轻贱那些被宣布有罪和所谓历史有污点的人，把他们压迫得抬不起头来。我们都习惯用政策划分历史，却不知道历史有自己的面目。我不知道我们过去是因为过于无知和轻信，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总之我们对于历史曾经有过明显的偏见和谬误，这却是事实。

    我想这也是历史，一段属于我们每个人的认识进化史。

    于是，我又在农场多住了些日子。在赤日炎炎的蔗林地头，在凉风习习的胶林和果园里，在农舍昏黄的电灯光或者烛光下，我的小录音机忠实地录下了那些残存在垂暮老人记忆网膜上的遥远的故事，再由我如考古一般，把它们拂去尘土，一件件恢复原样。这样，我就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远征军，关于松山和腾龙战役，关于中缅印大战的第一手资料。我采访过的老人如今有的健在，有的已经谢世，他们作为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为我撰写的纪实文学提供了可靠的和极为宝贵的真实性基础。

    袁德均，男，六十九岁。国营陇川农场四分场二十七队退休工人，籍贯贵州遵义鲁家乡。瘪嘴，无齿（“文革”初期遭革命群众悉数击落），因此说话口齿不大清楚。

    “俄（我）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家门口被抓丁的。那天俄还记着，俄背了一篓早稻去赶墟，刚出门就碰上抓丁。都怪各人命不好。

    “那些兵蛮凶，动不动就打人。壮丁都拿麻绳捆了，几百人一串，有认得的，也有认不得的，枪押了往南走。白天走路，晚上围成一圈睡觉。不许跑，跑了捉回来打板子，活活打死。走了一个多月，才走到云南的马关，就是现在打仗的老山前线。

    “你问路上乞（吃）什么？那才惨哩，告诉你，乞稀饭！天天两餐，一人分一碗，清得跟米汤一样。才到安顺就饿死人。记得俄有个老乡叫陈世行，读过初中，不知怎么也抓了丁。当分饭组长，大公无私，结果自己才走到云南的富源就饿死了。路上至少饿死了一半人。

    “壮丁先关在军营里受训，立正，敬礼，下操，然后才分到部队。俄分在第八军一0三师三0八团当步兵。俄们团先是驻在马关，天天下操，还要挖工事。当兵的伙食比壮丁好多了，顿顿不挨饿，能乞饱，有时候一月能乞几回肉哩。也不挨打，当官的害怕上战场挨黑枪，所以一般对当兵的还很照顾。虽然这样，俄还是不想当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俄家里有田有地，虽然不富裕，也饿不死，为啥子偏要当兵呢？所以第二年部队换防到文山，俄开了三次小差，都没跑脱，要枪毙。幸好排长是我们遵义老乡，说了情。你不晓得，当兵的老乡能顶亲兄弟，俄现在就还记老乡的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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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五月，俄们部队接到命令，开到保山增援第七十一军。听说那边的日本人凶得很，七十一军快打光了。过江前，俄们军长何绍周、副军长李弥都讲了话。俄记得他们的意思主要是让大家不怕死，抗日救国。誓师大会后就打牙祭，乞肉，喝壮行酒。排里分了一坛烧酒，排长派人买了一只公鸡，宰了，弟兄们一起喝鸡血酒。俄喝着喝着就哭了。俄想这回准得死在江对岸，俄倒不是怕死，是因为再也回不了家乡了。

    “过江那几天正下大雨，左右的山都遮没了，到处白茫茫一片。山头上在打炮，不象战场，象半空中打雷。后来雨住了，云露出条缝，俄们才看清那座松山。俄的娘！陡得能望掉人的帽子，上面那半还罩在云雾里。怪不得七十一军吃了大亏。

    “不打仗不晓得枪炮厉害，打起仗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硬碰硬之意）。炮弹一炸，连石头都在抖，枪炮声密得跟大年三十放鞭炮一样。鬼子的机枪厉害极了，子弹就象长了眼睛一样往人身上钻，打得人抬不起头。连长命令冲锋，排长说敌人机枪这么猛怎么冲？连长说是团部的命令。大家只好爬起来慢腾腾地前进，结果只冲了几十米又退回来，白白丢下十几个弟兄。

    “硬冲不行，就边打边修工事，打了半个来月，俄们团的工事修到了大垭口下面。大垭口有日本人的指挥部，有发电厂，听说还有妓院。反正暗堡到处都是，火力猛得很。有次三连刚刚冲上去，军部的榴弹炮就打过来，结果只有十几个弟兄逃回来。李弥气得当场就把那个炮兵团长给毙了。

    “日本人的工事修得有水平，不光牢固，轰不垮，而且很隐蔽，不容易发现。你冲锋他不打枪，等你冲到跟前机枪就响了。所以每次进攻都有伤亡。开头对付暗堡没有经验，连长命令班长带几个人上去干掉它，班长就骂骂咧咧地点起几个弟兄，身上捆了许多手榴弹，匍匐前进，跟电影《上甘岭》里演的那些事差不多。但是日本鬼子精得很，他们在暗堡里往往都是三五成群，互相用交叉火力掩护。你想摸近这个，那边枪响了，所以你很难接近它们。就是接近了，也未必能搞掉它。俄们班有个叫二牛的四川兵，不知怎么七摸八摸到底摸到敌人地堡跟前。不料摸到跟前也没法下手，地堡没有门，只有几个枪眼，鬼子机枪打得又凶，心一慌，掏出手榴弹就扔。结果手榴弹被岩石挡回来，反而把自己腿炸断了。你看冤不冤？

    “进攻松山那阵，几乎天天下雨，身上没一处干的。加上山大坡陡，地形不利，敌人在上面，俄们在下面，所以吃了不少亏。山上死人很多，阵地前面到处都是尸体。白天伤员没法拖，只好眼睁睁看他断气。到了晚上，敌人经常派敢死队来夜袭，搞得人人都很紧张，所以谁也不愿意去救伤员或者拖那些尸体。这样，只要有飞机轰炸，或者大炮开火，到处都能见到腾起一团团血雾，死人的胳膊大腿炸上了天。怒江那地方，天气怪得很，早上下雨冷得发抖，太阳一出来，嘿，烤得跟伏天一样。死人不出一两天，尸体就开始腐烂发臭，生出白花花的大蛆，爬得阵地掩体到处都是。幸好美国军医连夜到阵地上到处打预防针，服药片，才没有染上瘟病。

    “打仗就是这样，要多残酷就有多么残酷。弟兄们天天泡在尸水里打仗，在死人堆里打滚，那种日子，别提多么艰苦。几个月下来，人都变了形状，手臂、脚杆、身上的皮肤都被尸水咬成黑色，死人的臭气好久都洗不干净。

    “听说后来用了美国人造的喷火枪才解决了问题。狗日的！俄没有赶上用那玩艺儿，不过心里挺解恨。想想烧死那些狗杂种的日本鬼子，烧得哇哇叫，心里觉得痛快。俄是在攻打发电厂的时候受伤的。排长命令炸掉敌人火力点，还没有靠近就挨了子弹，在大腿上，幸好没有伤着骨头。但是俄不愿意送命，就趴下装死，夜里自己慢慢爬回山下，后来被转送到后方医院。

失败的匈奴

“在山脚公路上，从腊勐开始，等着过江的担架那才叫多，一个挨一个，排了几公里长。有重伤号，没等上过江就咽了气，也有像我这样的轻伤号。俄们都是当地老百姓组织的民伕队抬过江去的。

    “听说俄们那个师（一0三师）打完仗以后整编，师长一看全师还剩下不到两个连，带头放声大哭……”

    袁德均老人的话题还很长很长，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饱经沧桑的历史小说，我在这里只不过摘取了其中短短一章。袁德均伤愈后参加了内战，一九五0年起义，同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革”被管制。一九八六年他终于在离家三十二年后头次回到贵州老家探亲，却赫然发现家乡陌生得叫人不敢相认，只找到一个五服之外的远亲表兄。

    张羽富，男，六十六岁，原国营陇川农场二分场场长，离休干部。张场长身材瘦弱，精神尚好，对于退下来没有意见，却经常感到寂寞。因此很高兴有人从省城大老远来同他聊聊往事，尤其是扯扯那些不好写进档案又始终让人耿耿于怀的历史旧账。

    “我是贵州省德江人，家住乌江边上，地名叫中坝。我记得清楚，我是一九四三年阴历十二月初被抓的丁，家里人连音讯都不晓得就抓走了，一走四十几年。

    “我分在第八军工兵营。工兵营是新组建的部队，由美国教官亲自训练，比步兵待遇好。不是运气好，是因为我念过两年私塾，识几个字。

    “我们先在文山，后来开到云南驿演练。上课的都是美国人，并不凶，另外还有一批美国工兵专门示范操作。工兵学习的内容很多，比如架桥，主要浮桥，埋雷排雷、爆破等等。后来又专门学习使用火焰喷射器。火焰喷射器是美国人发明的新式武器，威力很大，上面叫保密，后来打松山的时候就拉上去了。

    “训练了两三个月，部队就奉命开上前线。五月端午那天，卫立煌长官在保山检阅第八军步、炮、工演习。我们站在队伍前面，看得清楚，卫长官是个矮胖子，留一撮黑胡子，穿呢军大衣，别短剑，威风的不得了。其实当兵的谁也不想打仗，谁也不愿意送死。

    “一上前线，那种场面才叫惊心动魄。死人多得没法掩埋，到处都是尸体，主要是我们的弟兄，也有日本人。只好听凭日晒雨淋，炮轰弹炸，最后乌黑的尸体把山上的草都咬死了，几年后我路过那里，山上寸草不生。

    “打大垭口的时候，李弥想出一个办法，从炮兵调来几门小钢炮（山炮），抵近地堡直射。这样起了一些作用。炮兵消灭不了的死角，就由我们工兵用火焰喷射器解决。

    “我还记得，头次喷火那天是八月一号，下小雨，山上风大，刮得呼呼响。副班长和我准备行动。副班长姓潘，河南人，脸上有麻子，我们都管他叫麻皮。麻皮管喷火，我做助手，背燃料瓶。那时候的燃料瓶沉得很，二三十公斤一只，模样跟现在的泡沫灭火机差不多。

    “头次上阵，心里直打鼓，不知能不能活着回来。步兵当然没见过这种洋玩艺儿，稀奇的很，那个连长当场讲好，干掉敌人堡垒由他请客。麻皮在湖北打过仗，是个老兵油子，左滚右爬很快就进入喷火位置。我紧随其后，硬着头皮往前爬，总算运气好，没有被子弹打中。

    “等步兵把敌人的火力吸引开去，麻皮就接上燃料管开始瞄准。敌人地堡在三十多米外，从我们演练的效果看，应该万无一失。哪知道麻皮刚刚扣动扳机就出事了，只听他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乱滚。原来他只注意喷火角度，忽视了风向。一阵山风将近千度高温刮回来，当场就把他的眼睛烧瞎了。

    “我幸好躲在他身后还有两三步远的地方，否则也不能幸免。

    “但是麻皮射出的那股火却没有失效，鬼子的地堡立刻就冒出许多浓烟来。我听见敌人在地堡里哇哇乱叫，有几个没烧死的钻出地堡逃命，马上就被我们的机枪打倒了。后来步兵兄弟们冲上来，把阵地往山上又推进一步。从此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懂得了选择风向的道理，但是麻皮的下场却很惨，听说在后方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就失踪了。

失败的匈奴

“火焰喷射器在肃清松山外围暗堡和据点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一般在三四十公尺以内，瞄准了必定有效。日本人的确非常顽固，往往地堡上层烧塌了，下层继续往外打枪，直到烧死或者把地堡彻底炸坍为止，总之没有人投降。后来一直打到松山主峰，里三层外三层包围起来，还是没有捉到一个日本俘虏。再后来，李弥下了命令，活捉一个日本俘虏赏金一千元，听说抓到几个伤兵。

    “松山主峰叫子高地，山头只有一两亩地大小，四周有十几个高高低低的小山包相连，互相依托。日本人在子高地修了个顶大的地堡，听说足足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一二十米深，坦克能够开进开出。四周山包上则全是小地堡，堡与堡之间有掩蔽交通壕相通，形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敌人地堡之坚固，美国飞机天天轰炸，把山头削低了几公尺，也没法消灭它。对于这样的工事，别说步兵没法接近它，即使接近了也只会白白增加伤亡。听说荣三团曾经摸上去两个连，结果全都丢在了山上。

    “我们把战壕一直掘到离子高地还有两百米远的地方，就再也没法前进了。因为最后这段山坡特别陡，至少五六十度，连打枪都得仰起头。我们在这个地方蹲了半个月，什么办法都想尽了，还是毫无进展。阵地前面白白丢了几百具中国兵的尸体，那些尸体你枕我，我压你，个个头朝敌人，没一个孬种，那场面才叫壮烈哩。现在回想起来，咱们的士兵真正是浴血奋战哪。

    “八月，听说北边腾冲和西边龙陵都打得很凶，尤其是龙陵，第二军、七十一军打进去三次都被敌人反扑出来。因为松山好比一把大铁锁，从怒江西岸牢牢封锁了滇缅公路，卡住了中国军队的脖子，所以不砸开这把锁，龙陵前线就没法长久坚持，迟早得崩溃。后来蒋介石急了，在重庆下了一道命令，限第八军九月一日前拿下松山。还是美国顾问给李弥出个主意，建议从松山下挖地道通到子高地，然后用最新式的美国炸药将地堡炸掉。李弥采纳了建议，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松山大爆破。

    “地道从八月四日开始施工，由我们工兵营负责挖掘，美国顾问亲自测量计算。为了不让敌人察觉，炮兵天天朝我们头顶上打炮，步兵照样出击迷惑敌人。我们从阵地最前沿开始掘起，先平行地掘一个直洞，通到子高地下面。我们分成四班，白天黑夜地干，大约掘了十来天，美国佬爬进洞来一段一段地量了，说声OK，我们的人就分成两起，一左一右竖着往上掘。对了，就这样，成个Y字形。打洞当然辛苦极了，不过想想阵亡的弟兄，想想敌人就要飞上天去，咬咬牙也就干下去了。

    “这次只掘了几天，顾问说好了，已经到了敌人脚底下。大家一听都很紧张，就开始挖出两个药室，分别都有一座房间大小。听侦察兵说敌人好像有了察觉，也在从上面挖反击地道。于是大家赶紧往洞里搬运炸药，大气也不敢出，生怕被敌人抢了先，前功尽弃。

    “炸药都是美国货，铁箱子，每箱二十五公斤。我记得左药室填了一百二十箱，右边填了一百六十箱。光是往洞里搬这些铁家伙就花了一天一夜。

    “八月二十日早上，天气突然晴开了，好像老天有意要让大家开开眼界。一清早，太阳从怒江东岸升起来，把松山子高地照得通红。炮兵照例先打一通炮弹，步兵又佯攻一阵，目的是把更多的敌人吸引到子高地，使爆破取得最大的效果。大约九点钟吧，所有的部队都撤下大垭口，李弥下令起爆。那天卫立煌、宋希濂、何绍周都早早地过了江，还有几个美国将军和高级顾问也在掩蔽部观看。工兵营长亲自摇动起爆器。我看见他的手有些抖，猛吸几口烟，然后扔掉烟头，狠狠摇动那架电话机改装的起爆装置。开始似乎没有动静，过了几秒钟，大地颤动一下，接着又颤动几下，有点像地震，掩蔽部的木头支架嘎吱嘎吱晃动起来。同时我看见子高地有一股浓浓的烟柱窜起来，越来越高，烟柱头上也有一顶帽子，很像解放后电影上放的原子弹爆炸。烟柱足足有一两百公尺高吧，停留在半空中，久久不散。声音传过来时，却不及想象的大，没有飞机扔炸弹震耳，闷响，有点像远方云层里打雷。

失败的匈奴

“我们都顾不得隐蔽，站起来欢呼，想象敌人都被血淋淋炸飞到空中，心里别提多痛快了。说来也真是邪乎，山上的敌人果真都炸懵了，直到荣三团的步兵不费一抢一弹冲上子高地，周围那些地堡的敌人才又拼命打起枪来。

    “子高地我上去看过，炸药的效果没有最初设计得那样大。松山主峰只炸出两个漏斗样的大坑，都有几十公尺宽，几十公尺深。听说至少有七八十个日本兵被埋在坑里，还有十几个炸成碎片，这有四个震昏的做了俘虏，耳朵鼻孔都在流血，不知后来救活了没有。说来有意思，我们搞的这次爆破，不知怎的被当地老百姓编成一个故事流传开来，说是日本人在松山修了一座秘密军火库，藏有大批飞机、坦克、枪炮、汽车，还有许多金银财宝。日本人眼看要完蛋，就将松山炸坍埋起来。这个故事一传十，十传百，久而久之，许多人都信以为真。五七年大炼钢铁，几百里外想发财的人都拎着锄头上松山去挖财宝，但是谁也没有找到过军火库的影子。

    “子高地以后的战斗我没有参加，主要是步兵扩大战果。那些日本人眼看大势已去，拼命反扑，想把子高地夺回来，到了九月一号，松山还是没有最后拿下来，滇缅公路也没法通车。蒋介石火了，下了一道死命令，限第八军在‘九·一八’国耻日前必须拿下松山，否则军长副军长按军法从事。李弥急红了眼，抓一顶钢盔扣在头上，亲自带特务营上了松山主峰阵地。九月六号那天我看见他从主峰上被人扶下来，眼眶充血，胡子拉碴，呢军服变成碎片，打一双赤足，身上两处负伤，人已经走了形。

    “松山战役好像就是李弥从主峰上下来的第二天结束的。那天夜里枪声响得特别凶，还有许多爆炸声。听说日本人手榴弹打光了，就扛起迫击炮弹往石头上砸。后来打到中午，枪声才渐渐稀了。大概下午四五点钟，山上传来消息，说胜利了。我看得清清楚楚，李弥坐在指挥部外面一块石头上，参谋跑上前向他报告，他没动，仍然僵直地戳在石头上，接着眼泪一下子就滚出来……

    “松山打下来，竟没有捉到日本俘虏。只有几个做饭的缅甸人，还有七八个妓女，听说都是朝鲜人。中国兵好奇得很，都围了妓女看，评头品足，心里不知什么滋味。那些女人都穿黄军装，有胖的，也有瘦的，却并不害羞。军部派人把她们押过江送走了。听说日本兵打仗勇敢就奖励跟女人睡觉，从前听老兵讲，不相信，说是瞎吹牛。打那次亲眼见了才信。啧啧，日本人真他妈的……作孽。”

    也许是关闭太久的记忆闸门一旦打开，就不容易止得住，老人絮絮地同我谈了一整天，依然兴犹未尽。临别，他送我出门，郑重其事地嘱托我一件事：就是向省城领导反映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将士的待遇问题。那些人为国家打了八年仗，却不算功劳，不给离休待遇，不公平。是个政策问题。

    6

    五月十一日，中国远征军两翼集团强渡怒江，日军腊勐守备队即陷入我军优势兵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守备队除无线电通讯外，与后方断绝了一切联系。经过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激烈战斗后，陷入弹尽粮绝的苦境。松山师团长鉴于取胜无望，曾考虑主动撤退，遭到缅甸方面军否决。方面军认为撤退就意味着失败，而怒江前线是无论如何不允许失败的。因此腊勐守备队的命运就注定只有一个：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与阵地共存亡。

    金光惠次郎，炮兵少佐，二十九岁，东京都人，毕业于东京工业专科学校。入伍前系动力技术员。少佐本来很有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或者工厂经理，但是战争彻底改变了他的志向，把他变成侵略军中一名年轻的炮兵下士。

    在第五十六师团，金光下士以作战勇猛和头脑冷静而著称，他的晋升平稳而且迅速，这大约是战争带给人们的唯一好处。一九三九年南昌战役，日军久攻不下，金光冒着危险，指挥一门野战炮抵近射击，直接命中守军指挥部，致使中国第三十九军中将军长陈安宝当场殒命。在缅甸方面军举行的一年一度军事演练大会武中，腊勐守备队一直保持步枪射击、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三项第一的优异成绩。在长达两年的怒江防务中，该守备队勤于演练，常备不懈，作战大小十一次，多次受到上级嘉奖。另据派驻腊勐的随军慰安所军医武泽少尉报告，该守备队从未发生一起士兵暴力侵犯慰安妇的严重事件。该所全体慰安妇对守备队纪律及友爱精神均表示满意。

    据说金光少佐只有一次受到批评，那就是他擅自将士兵接受慰安的次数由每月三次减为两次。

失败的匈奴

七月十九日，金光少佐收到师团长下令死守的电报当天以守军名义致电师团长并向天皇宣誓：决心全体“玉碎”，誓死完成神圣使命。腊勐守备队的壮举成为日本缅甸方面军学习的楷模。为激励士气，河边总司令指示将腊勐守备队的战况每日一次通报全军。

    二十八日中午，日机四架趁阴雨天气偷偷飞临松山上空，这是自松江开战以来日本守军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接受来自后方的空投补给。日本官兵见到自家飞机，全都欢呼雷动忘乎所以，钻出战壕和地堡拾取空投物品，并且饱含热泪一遍又一遍唱起日本国歌《君之代》。

    当晚，师团司令部收到腊勐守军电报，电文如下：

    芒市。第56师团司令官收

    将军阁下：

    1·感谢今天的空投。全体官兵对手榴弹合掌致意，誓保奋战中每发必中。伤员共509名。一只眼、一只手和一条腿的人也在火线上战斗。

    2·我军飞机为空投弹药进行勇敢低飞，竟为敌人炮火所伤。全体守军深感痛心，务请今后不必过于冒险。

    腊勐守备队司令

    金光惠次郎少佐

    ——引自日本《大东亚圣战史》第七篇第二章第五节

    八月八日，腊勐守备队再次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金光少佐从各阵地抽调数十名士兵，分为若干小组，臂缠白布携带轻机枪、手榴弹，趁夜间滂沱大雨摸出阵地，偷袭我军重炮阵地和前线指挥所。偷袭获得成功。是夜炸毁我军重炮数门，缴获弹药十余箱，毙伤官兵数十人，其中有美国顾问两名。

    偷袭战术一度延缓了中国军队的进攻。此后，日军频繁出击，反覆得手，甚至险些危及挖掘地道的秘密工作。只是由于中国军加强了防范，日军伤亡增加，才自动停止了夜袭。

    八月二十日，子高地中心开花，日军牢不可破的防线被撕开一个大缺口。金光少佐亲率士兵全力反击，试图重新夺回子高地，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退至松山西北死角死守。

    至此，腊勐守军已经四面楚歌，粮食、弹药、饮水所剩无几，抵抗仅只是延缓死亡的到来而已。

    《缅甸作战》载：“……二十九日，断粮第三天，金光少佐下令吃人肉。这项命令被解释为只对敌人有效。”

    于是饥饿的日本士兵就将那些刚死去或即将死去的敌人拖回来，在战壕里燃起火堆，剜出他们的内脏，砍下手臂、大腿，或者割下臀部的肉来血淋淋地烧烤。人肉相当有效地支持和鼓舞了日本军人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和决心。

    九月五日，日军被压缩在一块不到两百平方米的阵地上。金光司令官明白大势已去，毅然于当晚十时给松山师团长和河边总司令官发出了诀别电报。

失败的匈奴

芒市。松山师团长并转河边总司令官。

    将军阁下：

    1·从五月十日以来，死守阵地已有118天。卒因卑职指挥不力，弹药罄尽，将士大部战死，所余73人，无一不带伤者，所以未能做到支撑全军攻势，深感内疚。为此我已下令焚毁军旗与密码本，准备全体殉国。

    2·承蒙总司令官、师团长阁下长期特别关注，全体不胜感激。今后多乞对阵亡官兵家属多加关照。我等将在九泉之下，遥祝大日本皇军取得胜利。

    腊勐守备队司令官

    金光惠次郎少佐

    ——引自日本《大东亚圣战史》第七篇第二章第五节

    发报毕，砸碎电台，焚毁军旗，每个活着的日本官兵都默默地注视这黯淡而又悲壮的一幕。

    “玉碎”的时刻到来了。

    夜深沉，阵地四周的枪声渐渐归于沉寂，浓重的夜色覆盖大地，也遮盖了怒江西岸这块即将粉碎的阵地。天明之后，这里的一切将不复存在，每个活着的人都将死去，变成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然后从大地上消失。远处山坡上，峡谷里，到处都有一堆堆晃动的篝火，那是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在等待天亮进攻。阵地上，白天美军投掷的凝固汽油弹还在燃烧，山风刮起，送来一阵阵树木和尸体焦糊的臭味。

    这是帝国军队历史上一个最惨淡的黑暗之夜，所有的日本军人都僵立着，轻伤员搀扶重伤员，躺着的人被扶坐起来，默默望着司令官手中那面象征大和民族胜利和征服精神的旗帜被一团鲜艳的火苗无情地吞噬着。火光忽明忽暗，映亮士兵们一张张被硝烟熏黑的肮脏的面孔。他们的表情无比沉重和黯然，虽然也有人流出了悲痛的泪水，但是更多的人早已麻木。护旗官木下昌纪中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看到司令官的手在微微颤抖。军旗点燃了，火焰慢慢腾起来。司令官很平静，一直坚持让火焰在手上燃烧，我们都嗅到皮肉烧焦的糊味。火焰熄灭时，司令官的手已经烧黑了。

    “我们深受感动。有人唱起军歌《爱国进行曲》……”

    该做的努力都做出了，该付出的代价都付出了，但是失败的潮水仍将不可避免地吞没这些意志顽强的日本人。尽管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曾经是工人、农民、职员和大学生，但是战争的号角一夜间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并把他们变成一群侵略者。因此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必须将战争进行下去，否则战争这两大车是绝不会自动停下来的。他们只能杀死敌人或被敌人杀死，这就是他们的归宿。

    应当指出的是：侵略战争这辆大车往往不仅驱动士兵的肉体，还驱动他们的精神奔向战场。下士小野太郎（东京职员）在日记中记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一旦下定为胜利而捐躯的决心，为建树任何功勋就死去那是可耻的。”上士军曹中村岛雄（大学生）则用这样优美的诗句结束了自己的遗书：“天亮的时候，我将朝着东方的黎明迎接敌人的到来，我将在曙光中化为一尊微笑的神。”（摘自【美】本尼迪克特著：《菊花与刀》）

    午夜，金光少佐将木下护旗官唤到跟前，交待他一个极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突出重围，代表腊勐守军向上级详细汇报迄今为止发生的战斗经过，呈递有功将士事迹，并将官兵遗书、日记、信件转交其家属。”

    木下中尉领受任务，含泪敬礼，然后换上便衣，潜入阵地外面的茫茫夜色里。该中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十三天以后的九月十八日经小路到达芒市师团司令部，成为腊勐守备队中唯一一名生还者。木下生于大正四年（一九一八年），佛教徒，现仍健在，住在东京郊下田町。身份为京都某商社退休职员。

失败的匈奴

拂晓前，金光少佐同军医一道来到地堡下层，这里还掩蔽着十几名不愿撤退的军妓。

    面色憔悴的女人们默默注视着突然出现的阵地指挥官。她们虽然不知道外面已经焚烧军旗，但是指挥官的脸色告诉了她们一切。她们中间，有几个人因为拒绝进食人肉已经饿得奄奄一息。金光少佐努力对她们笑了笑，摇曳的灯光将他的脸拉长了，变得十分狰狞。

    “女人们，你们听好，我最后一次劝告你们，”少佐的声音听上去生硬、冷淡，象铁块一样不动感情。“快逃走吧，下山去投降，请珍惜生命回家去。天亮以后，阵地将不复存在，我们要和敌人进行最后的决战。”

    女人中间起了小小的骚动，但是没有人站起身来响应。

    “你们一直给士兵带来很大的欢乐和安慰，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请赶快下山去吧。”军医也催促道。其实早在五月开战前，守备队就命令军妓随伤病员一道撤回芒市，但是被部分女人拒绝了。她们留在阵地上，白天做饭、洗衣、搬运弹药，晚上还要“安慰”士兵，用肉体鼓舞士气。这些女人已经将自己同士兵和阵地结为一个整体。

    一个叫樱子的日本姑娘虚弱地仰起脸来，代表大家回答：“长官，我们不下山。让我们同士兵一起去死吧。”

    军医斥责道：“胡说！我们是军人，军人必须按照天皇的命令去死。可是你们是女人，不是士兵！”

    少佐不耐烦了，命令军医：“没有时间了，把她们赶下山去。”

    樱子扶着墙壁慢慢站起来。她摇晃一下，很快站稳了，站得很坚定。

    “长官，我是日本女人，”樱子向少佐深深鞠了一躬，哀求道：“我是为了帮助士兵打仗才到这里来的，我要和士兵死在一起。拜托啦。”

    又有几个女人也搀扶着站起来。她们都很年轻，都是日本女人，来自同一个遥远的祖国。

    “我们不走！拜托啦……”

    “……”

    于是，大和民族的男人终于被他们的女人感动了。少佐呆立无语，脸色铁青，仿佛自己犯了什么大错。他突然扬起手，狂怒地打了樱子一个耳光，吼道：“混蛋——”然后机械地转过身，大步走出地堡。

    这一天天亮前，八个朝鲜和台湾女人打着白旗走下山去，六名日本女人和她们的士兵男人留下来，留在即将毁灭的阵地上，等待生命中最后一个黎明的到来。

    “军医先生，请等一等，我们要换上最漂亮的衣服。”樱子温柔地说，虚弱的脸上重新浮起一层淡淡的红晕。“我们最后做一回女人，请多多关照。”

    一九四四年，美国驻华新闻处发表战报《怒江战役述要》，其中第二节第九段载：

    ……九月六日，日军残部继续死力抗拒。其中有二十人坚守一地下室，中国士兵向他们喊话，令其投降，但遭到拒绝。这些

    人终于全部战死。在该地下室里，还发现另外六具年轻女尸，身着华丽的日本和服，并涂有脂粉。据推测，是日军担心她们被俘，事先将她们残忍地杀害了。

    医官检验结果：这些女性系妓女，致死原因是服用氰化钾剧毒……

    九月七日下午五时，一轮红得割眼的夕阳正缓缓地坠向怒江西岸，坠向松山背后的大垭口。夕阳将残血一般的余晖洒向怒江峡谷的崇山峻岭，涂抹在弹坑累累遍地焦土的松山主峰上。日军守备队最后能站起来的士兵还剩下十七名，他们都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金光少佐带领下，进行最后一次自杀式冲锋。

    然而，一发迎面而来的迫击炮弹直接粉碎了少佐的战斗意志，紧接着一阵更猛烈的炮火将日本士兵的躯体变成一团团耀眼的红色粉雾。后来当数以千百计的灰色的中国士兵呐喊着冲上山头的时候，真正能够支撑身体站起来射击的只剩下三个日本人。但是他们仅仅在几秒钟之内就鲜血四溅地栽倒在这片焦灼的异国土地上，用撕裂的身体和破碎的灵魂祭奠一个岛国民族野心勃勃的世纪之梦。

失败的匈奴

确凿资料表明，松山大战役没能抓到日本俘虏。惟一一个被俘的日本伤兵途中醒来，竟然咬掉一名中国士兵的耳朵，被当场击毙。

    攻克松山的胜利打破了怒江战场的僵局。九月八日，大批增援部队和后勤辎重通过滇缅公路，源源开往龙陵前线。

    十四日，腾冲告捷，左右两翼连成一片，合力猛攻龙陵。日军终于抵挡不住，开始向缅甸境内节节败退。松山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军队在怒江战场的败局。

    松山大战历时一百二十天。在这座方圆不足十平方公里的山头上，中国军队先后投入了两个军五个步兵师及炮、工兵部队若干，总计六万余人，火炮两百门，发射炮弹数万发。动员后勤民工达十余万人次。另有美国飞机空中支援。日本军队在松山的兵力为一千二百余人，火炮三十门，坦克四辆。交战双方兵员之比约为50：1。

    是役中国官兵阵亡八千余人，伤者逾万。日本守军除一人突围外全部战死。双方付出的代价之比为15：1.

    重庆。黄山别墅。

    华灯初上，窗外暮色苍茫，远山近壑都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暮霭之中。

    蒋委员长为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屈克·杰·赫尔利先生举行的盛大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一个侍从快步走到委员长跟前，把一份前线急电呈给他。

    蒋介石一目三行阅过，一丝掩饰不住的喜悦悄悄爬上眉梢。

    宴会在轻快的《迎宾曲》中开始。

    委员长致词。领袖今天特意身着戎装，胸前佩戴的大元帅胸饰非常醒目。他缓缓环视来宾，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沉重口吻说道：

    “尊敬的先生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很高兴在这里欢迎一位刚刚从华盛顿飞来的总统特使赫尔利先生。特使先生将要把我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真实消息带回去，带给美国总统和人民。但是，在我致词以前，我愿意报告大家一个消息，它可以被看作对特使先生最好的欢迎。就在几小时前，我军终于以重大代价攻克怒江前线的重要据点松山（鼓掌）……

    我提议，让我们为前赴后继英勇阵亡的前线将士默哀一分钟。”

    话毕，他躬身将一杯晶亮的葡萄酒缓缓泼洒在地毯上。

    九月九日，委员长在重庆发布公告，高度评价中国官兵在松山大捷中表现的爱国热忱和战斗精神，同时指出：“……我军官兵，须以日本军的松山守备队或者密支那守备队孤军奋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完成任务为榜样。”云云。

    7

    公元一九八七年十月，我为收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印战场资料，只身进入人烟稀少的滇西北山区。我徒步行程数百里，走过怒江天险以西滇缅公路的大部分路段，沿途考察保山、腾冲、龙陵、芒市、遮放、畹町以及惠通桥、惠人桥、腾龙桥等数十处就战场遗址，采访和调查了数以百计的居民和农民。在芒市，我得到当地政协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一位年过半百的办公室主任亲自为我带路，提供采访线索，并赠送当地编辑的文史资料若干。在滇西某县，一位宣传部长检查过我的证件和介绍信，然后说要研究研究。我说我是专程来贵县采访的，希望提供方便，不胜感谢。部长答：不经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在该县境内采访。

    两天后，县委某书记终于批准我采访，但又传达明确指示如下：不提供车辆地图；不许拍照；不许私自收集文物；等等。我以为没有车辆地图倒也罢了，不许拍照不许收集文物却限制得毫无道理，须知历史不是私家财产，怎么能被霸占起来据为己有？

    幸运的是，每当我处于困境，或者走投无路的时候，我都能凭着文学的特殊语言找到许多素不相识的朋友并得到他们的真诚帮助。于是我又陆续找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线索，发掘出许多淹没已久的历史素材和人物。我感到自己变得很充实，很自信。

失败的匈奴

在龙陵县，我在采访中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居民还保存着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物，准确说是战利品。比如日军的钢盔、刺刀、行军锅、炮弹箱、铝饭盒、子弹壳、炮弹壳，等等，不计其数。在一居民家里，我看见主人火塘上架着一口硕大的日本行军锅，锅里煮着噗噗作响的发酵饲料。在另一村民家里，好客的主人忙着用钢盔为客人烧汤烧开水。当地人全都乐意向我贡献那些残存在记忆网膜上的历史故事，但是他们似乎更乐意向我有偿贡献那些战争实物，虽然当地政府曾经三令五申禁止私人收购。一个村民兴冲冲地爬上阁楼，在灰尘和杂物中捣腾了足足一刻钟，终于摇摇欲坠地扛着一只黑黝黝的家伙走下楼来。我赫然看清那玩意儿竟是一颗尚未爆炸的大炸弹！据说当地合作化的时候，有人试图用这些沉甸甸的铁家伙锻造农具，结果闹出许多血淋淋的笑话来。那村民指着炸弹说，便宜卖给你只收十元，你如果有兴趣楼上还有好几个。俨然如炸弹收藏专家。

    我只花了一毛钱买下了好几枚黄橙橙的机枪子弹壳。

    在龙陵县盘桓的那段日子，我常常被一种莫名奇妙的烦躁鼓动者，决定独自上松山去考察。一九七二年途经松山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我相信那绝不是偶然经过，尤其经历了十几年漫长的人生岁月之后，我更加坚信那一定是冥冥中命运之神的安排。

    当地朋友劝告说，松山山高路远，且荒芜，不通车，来回要一两天。我执意要去，朋友不忍，便舍命陪君子。有人做伴，自然高兴，经过一天曲折，我们终于登上松山，后来又站在那座被称作“东方直布罗陀”的松山主峰——子高地上。

    山风嗖嗖，热汗顿消。一只大鸟在头顶上不祥地怪叫，令人蓦然一惊。

    我意识到自己站在历史的入口处。这里还有一座被人遗忘的尘封的历史殿堂。

    在我脚下，岁月倒转，历史依然忠实地保存了那场战争的残局模样：蛛网般纵横交错的战壕，坍塌的地堡和阴险的枪孔，星罗棋布的单兵掩体和深深浅浅的弹坑。地堡和工事壁上，火焰喷射器留下的焦灼痕迹清晰可见。

    我信步走着。

    如果说十几年前我曾为松山的历史感到惊讶和困惑的话，那么现在我则被眼前这幅惨烈的战争图景和血染的历史丰碑所深深震撼。我感到我的思想，我的灵感，我的关于民族和战争的种种构思都一齐苏醒过来，贪婪地吸吮这来自历史深层的博大滋养。

    一棵拦腰炸断的老松树居然奇迹般地活到现在。我数了数，树身竟嵌满整整四十块锈迹斑斑的弹片。

    在阵地一侧的低洼地，当年被人血腐蚀的黄土，如今依然寸草不生。

    山川依旧，物是人非；斗转星移，数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我坐在高高的废墟上沉思，听山间松涛怒吼，看峡谷云起云飞，体验着一种来自历史和大自然的古老神秘的沧桑氛围，心里渐渐涨起一片寂寞与孤独的潮水。

    大垭口有座阵亡将士公墓，就是我曾经凭吊过的那座断碣残碑，现在已被重新修复。公墓历经风雨坎坷，已经面目全非。我拍下一张照片，勉强认出如下符号可资考证：

    □□第□□□克松□□之将士□念□

    □□□提

    在地区公署保山，我按照史料指引，前往易逻池畔寻找怒江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不料公园管理人员矢口否认曾有此物存在。后经一位白髯老者指点，知道那碑碣早被破了，如今埋在××街××号楼下面做地基。我久久怅然。

    我不知道历史有没有空白，但是我发现了一段留在人们记忆中的空白。

失败的匈奴

报载：一九八三年，北京某学府招考近代史研究生，考生云集。试卷内有一生僻名词，叫“松山战役”，众皆瞠目。只有一名云南考生近水楼台，指出松山位于云南某地，余下的内容便也答得似是而非。

    我独自咀嚼着历史的坚果。

    在我脚下的石缝里，绽开着一簇幽幽的日本兰。我摘下一朵慢慢地嗅着。这种兰花产地日本，叶墨墨，花瓣碎小，味奇香。开花时节，远近山林里都充溢着兰花淡淡的芬芳。据说这种花是一位爱花的日本军妓从那个东洋岛国带来松山的思乡物。如今，花的主人早已变为一抔黄土，它们却在这异国土地上扎下了根，并且世世代代繁衍起来。

    在我面前不远处，山坡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深浅不一的大土坑，这就是当年一举扭转整个战局的松山大爆破的遗址。史载：两坑相距三十米，径宽约六十米，深不测底。现在，史书记载的情形已不复存在，这两只巨穴默默地承受了岁月的风风雨雨，落叶和浮尘正在慢慢填平它。远远望去，它们好像嵌在松山额头上的一双欲哭无泪的枯眼窝。

    谁还记得它们曾经烜赫一时的辉煌战绩呢？

    在我脚下大大小小的山头上，在我身前身后，怒江两岸幅员广大的土地上，至少掩埋着数以万计的中日两国士兵的骸骨。人民原本不需要战争，但是战争使平民变成士兵，使士兵变成仇敌。他们互相厮杀，然后拥抱在一起永恒地沉入大地母亲的胸膛。历史牢记着凯撒、成吉思汗、彼得大帝和拿破仑的名字（也许还有朱可夫元帅和巴顿将军），但是没有人记得士兵。

    我想起一位诗人的话：

    “历史是一首寂寞的歌，寂寞是永恒的歌唱。”

    人原本来自大地，必将回归大地。万物皆然。

    我在脚下的泥土里偶然踢出一只尚未爆炸的铜雷管。雷管锈迹斑斑，早已失去效力，但是铜壳上的日本文字依然可辨。它将我的思路引向那个一衣带水的邻邦。

    日本官方统计：二次大战中，日本军人阵亡二百三十七万，平民死亡七十万，共三百余万人。但是日本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却至少在三千万人以上。这个数字是日本死亡人数的十倍，为当时日本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

    日本天皇裕仁，战后多次出访欧美，并在各种场合向欧美各国表示忏悔。但是日本天皇从未访问过中国，并且从未向这个侵略战争最大的受害国表示过哪怕仅仅是口头上的道歉。

    一位留学日本的朋友向我讲起一件事：八十年代初，日本某报纸举办民意测验，其中一项是关于对本国历史的看法。测验结果表明，有百分之六十的年轻人为日本历史感到自豪。一个北九州的大学生坦率地告诉这位中国人，二次大战日本只有七千万人口，却占领了大半个亚洲，现在我们有一亿五千万人，你不认为我们应该干出更伟大的事情来吗？

    一九八二年日本文部省“教科书修正案”披露，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谴责日本政府掩盖其侵略罪行的不光彩行为。一九八四年该案正式提交东京地方法院审理，一拖数年。一九八九年十月东京法院一审判决竟为其开脱罪责，世界舆论大哗。

    三岛由纪夫，小说家、诗人，日本当代最有才华和影响的作家之一。一九七0年，三岛由纪夫在日本首相官邸公开切腹自杀，企图以此煽动军队政变，达到重组军政府和恢复大日本帝国的目的。并留下遗言，让学生割下他的头颅，以祭国魂。

    美国《华盛顿邮报》载：据日本官员透露，日本政府正在准备批准在海外部署日本军队，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

    新华社消息：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日本天皇裕仁因病在皇宫去世，终年八十七岁。太子明仁即位，成为日本国第一百二十五代天皇。裕仁天皇在位达六十二年零十四天，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国君。

    《人民日报》消息：一九九0年一月，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先生在议会批评天皇应对战争负责任，随即遭到右翼分子枪击……

    当一个国家在经济领域内重新取得世界大国地位之后，它并非没有在军事上东山再起的可能。我分明看见一个罪恶的幽灵还在战争废墟上徘徊游荡。

失败的匈奴

战争属于过去，而过去通向未来。任何民族的历史都不能被割裂。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翻阅历史决不是件轻松事，如同中国人背负的历史包袱也决不轻松一样。然而他们毕竟要正视自己，包括正视自己昨天那不光彩的一页。

    我想起了南京大屠杀。

    我想起笼罩在广岛、长崎上空久久不散的蘑菇云。

    我还想起了那些面西而立长跪不起的日本游客。

    夕阳西坠，残血般的黄昏正在从山顶上慢慢消失，暮色中的阴影悄悄从峡谷中爬出来，把它章鱼般的触角伸向山林和大地。

    极远的山坡上，有一个孤独的农人还在犁地。苍茫天地间，牛与人是那样渺小，互相拖拽着，几乎不易觉察地移动。我觉得他们或许根本就没有动，就像一幅被凝固在崖壁上的原始壁画。

    同伴垒了一个小小的土丘，我折下一段松枝，编成一只简陋的花环，放在土丘上。

    然后踏着暮色下山。

失败的匈奴

第四部 太阳浴血 第十三章 随军慰安妇
1

    打开日本辞典《广辞苑》，找到“慰安妇”辞条，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慰问过官兵的女人。”

    有必要拾起这个并非淫荡的话题。

    在世界近代军队史上，大规模征集和使用随军妓女是日本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发明。这一创造陆续引起西方各国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的极大兴趣，他们把该项研究视作一把打开日本国民性秘密的钥匙。

    对于有过禁欲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关于日本军妓的花边新闻和黄色书刊曾经广为流传，招徕和毒害过相当数量的幼稚读者。由于庸俗的故事出自堕落文人的手笔，并不真正具有学术价值，因此该类题材也就注定只有沦为淫荡话题的下场。

    日本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强大起来的东方国家。这个民族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和文化渊源，因而具有许多其他民族所不具有的特殊气质。例如他们即爱美（菊花）又尚武（刀），既礼仪周全又野蛮残忍，既信仰科学又崇拜皇权，既民主又专制，既守旧又纵欲，等等。总之，这是一个奇特的和充满矛盾的民族，而且这一切互相矛盾的品格又无一不是以最高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五十年代初期，日本人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迅速消除战争带来的贫困和饥饿，初步解决了住房、教育和就业三大社会难题，使国民经济发展获得一个良好的开端。

    一九六五年，日本人均产值首次超过英国。一九六八年超过法国。

    进入七十年代，日本人在汽车、造船和电子产品三大支柱产业方面首次超过欧美，产量居世界首位。

    一九八五年，即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整整三十年后，日本经济突飞猛进，国民生产总值超过除美国外的所有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纵观历史，要认识日本的现状就不能不了解日本的过去，要了解日本的过去就不能不认真研究半个世纪前那场决定日本命运的战争和主动选择战争（注意，不是强加！）的千千万万的日本人，包括日本的男人和女人。

    这就是我撰写《随军慰安妇》的意义所在。

    2

    一九四六年，东京国际法庭。

    “日本兵那么酷爱女人，对女人的嗜好，简直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兵占领南京头一周内，被他们糟蹋奸污的中国妇女有三万人之多。”

    这就是中国证人在审判“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时的一段证词。

    日本军事法庭规定：凡犯有强奸罪的士兵，判处一个月以上徒刑；犯有强奸罪的军官，除服刑外，一律降为士兵。另外规定：战争期间军事法庭只有一审，不允许上诉。

    一九三七年八月至年底，也就是日本侵略军血洗上海和进行南京大屠杀的四个月中，遭到日本强盗野蛮施暴，被强奸、轮奸、蹂躏的中国妇女至少在五万人以上，而日本华中军事法庭总共只受理了两名被指控犯有强奸罪的士兵，受理军官人数为零。

失败的匈奴

  一位《读卖新闻》的战地记者在对日本军队进行了大量调查之后撰文写道：

    “……士兵越来越不受纪律的约束，为所欲为，他们在南京城里纵火抢劫，追逐妇女，这种现象实在令人担心。

    “……造成上述纪律失控的原因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军事当局对士兵的身心健康关心甚少……二是下级军官有意纵容和包庇士兵。我接触的许多军官都这样认为：作战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占领地的妇女。反之，越是激烈侵犯女性，就证明该官兵越是生性勇猛。他们说，这样的士兵都是最优秀的战斗骨干，将他们送上军事法庭，无疑就等于瓦解了自己部队的战斗力……”

    日本士兵在中国城市的放纵和为所欲为引起了军事当局的忧虑，他们担心的并不是当地人民的命运，而是军纪涣散将直接影响和削弱帝国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

    一九三八年，一个叫麻生彻男的少尉军医在对日本陆军进行了两年零七个月的长期调查之后，写出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这就是有名的《麻生意见书》。麻生军医首次在报告中提出建立“随军慰安所”的设想，以消除士兵性欲旺盛带来的种种不安稳因素。他将这种“随军慰安所”的职能明确规定为“军队卫生性公共厕所”。

    麻生医生的意见被东京大本营采纳了。

    在日本近代史上，以天皇名义发动的大规模对外战争至少有七次，即侵占台湾，吞并朝鲜，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满洲事变，“七·七”华北事变和太平洋战争。对狂热的日本国民来说，战争是一种高效催化剂，它使大和民族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并把每个国民忠君爱国的愿望变成投身“圣战”的实际行动。

    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军队捷报频传。在皇宫门口，每天都能看到一队队摇着太阳旗的游行队伍踏着泥泞的秋雨或者冬雪，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集会庆祝。在东京街头，每家商社和住户都挂出欢庆胜利的太阳旗和彩带，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许多兴高采烈的人群在欢呼。酒馆里的醉汉也在醉醺醺地向日本皇军致敬。青年学生成群结队离开学校去参军，工厂的工人成立预备役兵团，随时准备听从召唤开赴前线。在家里，妇女会的妇女连夜赶制慰问袋和慰问鞋，把“效忠天皇”和“保佑平安”的字样一针针绣在吉祥物上。连监狱里的囚犯也热血沸腾，要求当局把他们派到中国去打仗。

    狂热的战争情绪好像危险的酒精一样在大和民族的血液中燃烧。

    一九三八年春，日本军部在国内首次秘密征召“随军慰安妇”。

    第一周，首批自愿应召的一百二十八名妇女从长崎登船启程，前往上海前线“安慰”作战最勇猛的将士。这批女人中有学生、职员、女工，也有家庭主妇和私娼。她们许多人还是处女，自愿将贞操和青春奉献给战争。功利目的是次要的，慰安妇薪水相当微薄，她们都为自己有机会直接服务于前线官兵深感荣幸和自豪。

    秘密或者半公开地征召慰安妇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一九四四年底。在漫长的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约有五万名年轻女性志愿走上前线，用这种特殊方式为战争作出贡献。另外还有九万余名朝鲜和台湾妇女应召入伍。

    这两项数字相加的总和为十四万二千余人。

失败的匈奴

3

    战争不仅驱使男人走向战场，也驱使女人走向战场，而且是一个更加悲惨和苦难的战场。

    既然解决士兵的性骚扰同解决军队的粮秣弹药一样重要，那么妇女们在军队中的地位和职能便由此被确定下来了。个人贞操固然不容忽视，但是归根到底战争是全民族的头等大事，男人为战争牺牲生命，女人为战争贡献肉体，这是一种旗鼓相当的神圣义务，它表明战争责任感如此深入人心，就像后来妇女也要端起竹枪向敌人坦克冲锋一样义不容辞。

    由于自愿应召的慰安妇们大多具有战争热情和献身精神，因此她们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同军队的命运紧紧系在一起，共存共亡。战争结束，回到日本的慰安妇约为原人数的十分之一。

    一九三八年四月，第一批从日本九州招募的慰安妇到达上海，经分配，其中二十人搭乘一节军用列车前往杭州。上海至杭州铁路长约一百八十九公里。沿线所经大小车站十余个。列车驶出不到一刻钟，在第一站虹桥即被车站守备队扣留，要求就地“安慰”。由于沪杭铁路沿线日军都是九州兵团的士兵，见到家乡来的女人特别激动，因此上级破例允许这节闷罐车厢沿途逐站进行“安慰”。消息传开去，急不可耐的士兵早早排起长队，唱着日本歌谣等待“安慰”。安慰时间规定为每人三十分钟，后减少为十五分钟，军官士兵一视同仁。据沪宁战地司令部报告，“安慰”效果极为显著。经过“安慰”的士兵纪律明显加强，因私自外出强奸妇女而遭受不测的人数大为减少。官兵纷纷反映希望再次接受“安慰”。

    这节车厢从上海到杭州整整走了二十七天。慰安妇们初步为战争付出代价，途中共有三人五次因体力不支发生休克，严重者出现大出血及神经性疾病前兆。

    一九四二年，第一批随军慰安妇被飞机空运到太平洋战场最南端的腊包尔基地。驻守该基地的日本军人全都如同过节一样欢天喜地兴高采烈。慰安所头天挂牌开张，通宵达旦守候在门外的士兵足足排了几公里长。十多天内，接受“安慰”的官兵达五千余人次，但是担当这一重任的慰安妇却只有十一人。

    一九三九年，日本军事当局正式将随军慰安所作为军队编制配属部队。此后，凡是日本帝国士兵足迹所到之处，到处都有身穿和服或者军装的慰安妇身影。战争把士兵变成机器，把女人变成服务于机器的机器，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讲，她们都是道道地地的“卫生性公共厕所”。

    在马鲁古海和菲律宾之间有座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的热带小岛，岛上驻扎着一千二百名日本空军和两千名日本陆军。每隔两个月，便有一艘给养船送来油料、弹药、粮食和淡水，还送来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慰安妇。给养船尚未在码头抛锚，士兵就排起长队，每人领到一只印有“突击一番”字样的卫生袋，袋里装有避孕套和清洁粉。这批慰安妇的工作范围包括航线附近十几个岛屿和基地，因此她们的日程通常安排得很紧张，每次上岛只能停留三五天。但是士兵的要求并不因为女人时间紧张而减少。这样，慰安妇们只好超负荷工作。她们通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每人每天至少要“安慰”五十个发狂的士兵。更令人发指的是：有时妇女人数太少，长官竟然命令她们每人每天必须接待三百个人。

    一九四四年五月，给养船遭到美机轰炸，慰安妇全部葬身海底。

失败的匈奴

大渊清，航空自愿兵，生于大正九年。当时他的部队驻守在一座无名岛上。二十年后他在自述中回忆头次接受“安慰”的情景说：

    “……虽说运输船靠上了码头，可是女人们很快又会离开岛子，谁知她们下次还会不会再来。这天的女人有二十多个，据说都来齐了。按士兵人头计算，她们每天至少得对付几十个男人才行。

    “地点安排在兵营的特别室。这间房子平时是剑道和柔道的练习房，有二十个铺席大，屋顶被空袭炸开个大洞。‘突击’从一清早开始。房子里用毯子隔开，士兵们就像接受集体体检似的穿着短裤和衬衣，在门外排着长队。

    “但这时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来得急促，‘突击’用的卫生袋发完了，军官和老兵们先满足了需要，轮到我们新兵就没份儿。军官和女人商量，结果她们同意不用那个来对付。她们也准是豁出去了。

    “那天‘突击’开始时，海上骤然来了少有的风暴。猛烈的雨点打得地面泡沫飞溅，风吼叫着掠过天空，把椰树连根拔起。在被飞机炸开洞的屋顶上，大雨好象瀑布一样往里倾泻。士兵们不管这些，他们一面被浇成落汤鸡，一面还在猛烈‘突击’。明明是大白天，可是屋里暗得好像是夜晚。当时我不满二十岁，对女人了解不多，在中国虽然也干过强奸女人的事，但是都跟俗话说的那样，没进门就泄了，没顶用。在岛子上就不一样，铺席上躺着日本女人，说日本话，我觉得她象我的母亲，又象姐姐。不管怎么说，不能随便应付，轮上我就得拼命。

    “……在微暗中，被濡湿了的女人身体看上去好像涂了一层磷，闪动着青色的夜光。女人的脸我是看清了的，但总记不起来，同许多日本女人的脸混在一起。女人身体虽瘦，乳房却出奇地大，胀鼓鼓的。在右边乳房上有块不大的红色胎记。女人突然笑起来，说：‘前一个士兵什么也没干，他只是紧紧捏住这儿叫我妈妈。’女人又问我家乡是哪里？我回答说山梨县。她说她是秋田县。我记得女人的声音很好听，跟音乐一样悦耳。

    “……天空中不时滚动雷声，划过一道道雪亮的闪电。大雨从破洞里滂沱而入，浇湿了我的全身和我身子下面这个冰凉的日本女人。女人没有动作，也没有声音，仿佛一个毫无知觉的软体动物……正在进行中，女人突然轻轻呻吟起来，要撒尿，我立刻泄了气。不知为什么，我感到我们这种存在实在十分可怜，并且十分可耻，跟畜生没有两样。门外的士兵都在不耐烦地跺脚，蹬墙壁，我觉得他们可恨极了，跟一群发情的骡子差不多。

    “我穿上衣服的时候，女人依然保持刚才那种仰卧姿势，只是微微抬起头来说：‘请您体面地去死吧，拜托啦！’我看见女人的目光定定地注视着我，好像这样才能把神圣的责任交付到我身上。我想她肯定对每一个士兵都用这样的姿势，并且都说类似的话。但是我仍然很感动，不管怎么说，女人也是为了战争贡献身体的。作为男人，我当然不能对她的托付无动于衷。

    “在女人枕边，我看见一只拳头大小的护身符，就是日本女人用来保佑男人平安的那种‘吉祥如意’，我明白她是在为每个士兵祝福。

    “我朝她深深地鞠了一躬，无言以对……”

    大渊清现任东京一家经营古旧藏书商店的经理，全日本古旧藏书理事会理事。一个注重礼仪的有教养的绅士。

失败的匈奴

4

    关于战争时期日本的军妓制度，话题很多，许多人更愿意将兴趣集中在道德问题上，这就使我们对军妓制度的研究本身变得同有没有必要放映《望乡》的争论一样陈旧了。

    我以为军妓问题与其说是妇女问题，毋宁说是民族问题更确切。

    敌随军营妓调查

    ——腾冲城内一群可怜虫（节录）

    战地记者潘世徵

    当腾冲城门尚未打开的时候，国军都知道城内尚有五六十个敌人随军营妓被包围在里面。果真我军登上南门城墙后，发现对面北门一条小巷里，常有三三两两的女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那儿匆匆经过。后来小包围形成了，有时也会见到一两个营妓打扮得花枝招展从封锁口出入。国军士兵招手要她们过来，营妓却回头嫣然一笑，姗姗地走了。

    营妓制度，在全世界军队里尚属稀有之事。于是在我军士兵的谈话中，都像神话一般传开了。

    ……一个十岁左右的中国小女孩，向来都是替营妓们打洗脸水的，据她报告，当时她们全都躲在一个大防空洞里，一天黎明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日本军官，用枪逐个结束了营妓们的生命。一共十三人。小女孩吓昏过去，捡了一条性命。

    十四日上午，国军攻克腾冲最后一个据点。在一处墙缝里，发现十几具女尸，都穿和服，还有穿漂亮西服的。她们都被蒙上眼睛，死得非常整齐。这些可怜的女人，生前为敌人泄欲，最后又被判处残忍的死刑，她们犯了什么罪呢？

    打扫战场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群躲在稻田里的女人。她们有的穿便装，也有的穿日本军装。营妓的被俘立刻轰动了全城。她们是哪国人？从哪里来？以前是干什么的？长得漂亮吗？她们每天过的怎样的生活呢？……

    一个女人能讲中国话。她告诉记者，她们都是朝鲜人，两年前从汉城、元山、仁川和平壤到中国来的。

    她们的到来却并不是强迫。日本军队创立营妓制度，派人到朝鲜招收贫苦女孩子到中国供应军队。因为营妓生活相当舒适，能赚很多钱，所以愿意做这种事情的女孩子亦不在少数。

    日本营妓则是从日本国内自愿来为军队服务的。她们每星期检查一次身体，有病便加以治疗，平时管理极端严格，不许有丝毫的越轨行为。工作时间以外，营妓可以不受阻碍地外出游玩，军人则不允许私自带营妓出门，倘若违反纪律，无论官兵都要受到严厉惩处。

    记者曾在腾冲城南参观了几座营妓公馆（亦称慰安所）。一个院子里有十几间房子，每间房门上都贴着营妓的花名，以及卫生检查合格证。这种合格证每星期换一张，上面签有医官名字印章。房内陈设，有如日本式家庭，大约是想造成家乡的气氛，提高士兵的热情。……

    有一件事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就是那些多数来自日本的营妓。腾冲战役直到最后时刻，敌人并没有丝毫的淫乱行为，营妓的生活同士兵一样，每天两包饭团或者一包饼干。她们戴上钢盔，帮助士兵搬运弹药，甚至用机枪或步枪向国军射击。敌人崩溃的时候，把她们全都处决了，也有一种说法是自杀的，总之没有一个日本营妓活下来。但是国军官兵与敌人战斗近在咫尺，经没有人听见过女性呼救或者哭泣的声音。这说明日本营妓都有很坚强的意志。

    ……

失败的匈奴

摘自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扫荡报》

    吉野孝公，九州岛人。生于大正二年十月七日。战争期间担任卫生队本部上等兵。他在战争结束三十年后向一位作家叙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腾冲战役，其中部分是关于那些日本慰安妇的壮烈行动的。

    “在最后那段日子里，慰安妇们承担了部队的炊事工作，饭做好了就捏成饭团，冒着敌人炮火送到战壕和地堡里，送到每一个把枪管打得通红的士兵手里。她们已经和部队结成一个整体了。”

    “每个士兵的动作都必须得到发挥。如果让一名士兵去做饭，那么就有一支步枪打不响，它将直接影响‘把腾越（即腾冲）确保，死守到十月’的师团命令。正因为这样，她们才向士兵提出：‘让我们来干吧，请您上前线去，务必好好向敌人瞄准。’”

    “回想起来，当时那些士兵对她们的行动并没有感动，‘谢谢’或者‘啊，真过意不去’这样的话，完全是三十年以后的今天才有的感情，或者叫做感叹吧。”

    “在当时，女人的行动大家都觉得是‘应该的事’。”

    “战国时代（指日本的战国时代），武将和武士在城陷之日与妻子同归于尽，是一种很常见的事。杀死儿子还有泪，但是让妻子自杀时却不会哭，因为是断了后嗣更让人觉得悲痛吧。”

    “她们不只是做饭团子。东边缺少弹药就拖着沉重的弹药箱往东边去，西边手榴弹打完了她们又抬着手榴弹箱往西边去，总之哪里需要她们就到哪里去。一只铁皮弹药箱有五六十公斤重，她们有时一个人拖住那只大家伙，咬紧牙关在地上爬；有时两人抬一只，肩头和胳膊都磨出血来。有个叫君代子的姑娘，也是北九州人，平时很娇嫩的，连比茶碗重一些的东西也不曾端过。她和另外一个女人合抬一只弹药箱，一颗子弹打中大腿，结果弹药箱砸下来，活活将她砸死。”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战场上已经没有男人女人之分了。女人和士兵穿一样的军装，头戴钢盔，她们不再是慰安妇，而是来自日本的战士。没有人退缩，也没有人哭泣，我想她们的心情一定也变成了古代武将的妻子，随时准备同丈夫一道牺牲。我听过许多当过士兵的人现在回忆说，长时间同她们在一个部队，越是远离日本，她们就越是变成士兵的一部分了。”

    “……后来，司令官命令焚烧军旗，砸毁电台，全体官兵准备‘玉碎’。有个叫爱子的千叶姑娘，平时对一个年轻的A少尉有感情。九月十一日敌人总攻击开始，爱子就脱下军装和钢盔，换上干净漂亮的日本和服，来到正在地堡里战斗的A少尉身边。她当着惊讶的士兵们对少尉说：‘求求您，请杀死我吧！’”

    “这就是‘美丽的死’，即死在自己爱人的怀抱里。也就是想象中的情死。”

失败的匈奴

“少尉面对跪在地上的爱子姑娘，一时间竟然畏缩不前。爱子急了，流着眼泪说：‘您要是不肯杀死我，我就留在您身边，直到敌人把我们一起杀死。’”

    “所有的士兵都被爱子感动了，他们默默地望着A少尉，眼睛里流露出责备的意思。人与人的心理感应，恐怕只有在死的时候才能相通吧。A少尉眼圈红了，沙哑着嗓子说：‘爱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决心好极了，我很快就跟着你去。’”

    “说完，拔出手枪抵近爱子的耳根开了一枪。爱子晃了晃，一头栽倒在地上。少尉连眼睛也没有眨，转过身又继续战斗。当天夜里，这座地堡被火焰喷射器摧毁，所有的尸体都烧焦了，无法辨认。”

    “同一天，有三名日本慰安妇学着爱子的榜样，被自己爱恋的士兵杀死。”

    “据说有个叫清子的静冈慰安妇，被所爱的人拒绝开枪，就绝望地爬出战壕，迎着敌人枪弹走去。士兵们还没来得及去拖住她，敌人的机枪就把清子的身体打得象马蜂窝一样……”

    “士兵们全哭了，他们悲痛地喊着：‘你们为什么要死？死有我们就足够了！士兵就是为死而来的。你们是女人，不是士兵，请你们务必活下去，活着回日本！……”

    “当天夜里，剩下三十多个日本慰安妇都自杀了。”

    “现在的日本人都瞧不起当过慰安妇的女人，觉得她们肮脏、下贱，以为他们都是坏女人。只有当过士兵的人不这样认为。他们在一起经历过那些生生死死的岁月，一起从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走过来，因此只有他们懂得尊重她们，把她们当作真正的女人。”

    吉野孝公的自述被日本作家千田夏光写进长篇报告文学《随军慰安妇》里。该书一九七五年在日本出版。

    吉野现在日本九州留米市西站町开一家小旅馆，与老伴过一种足不出户的隐居生活。他每年九月都要带上干粮出一次远门，到长野的善光寺为战死在腾越的日本人祷告，三十余年不曾中断。

    公元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作为征服者的盟军就耀武扬威地踏上了日本的领土。为了防止占领军向日本妇女横施暴行，由内务省（警察）和大藏省（财政）牵头，共同建立了一个名叫“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的组织。该协会英文简称叫“RAA”。RAA的职能同当年的随军慰安妇差不多，亦属于“卫生性公共厕所”，只是服务对象变了，门外等候的男人变成了趾高气扬的占领军，包括黑人和白人大兵。

    日本内务省在暗中恳求这些占领军：请将就这些女人吧，千万别再向其他日本女人伸手。

    据后来担任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承认：“如果这样就能保住日本女人的贞操，那真算便宜的。”（千田夏光：《随军慰安妇》）

    RAA前后共招募了五万多名日本女性，把她们秘密或半公开送往占领军驻地。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出面干涉，该组织仅开张年余便被迫解散。RAA的女招待们命运最惨，她们成为日本民族的耻辱，或流落街头，或再度沦为烟花巷里的卖笑女。据调查表明，战后回国的大约五千名随军慰安妇中，没有一个人重新走进RAA的大门。也没有一个人因生活所迫而重操旧业。

    日本战败后，社会经济一度濒临崩溃，到处通货膨胀，物资匮乏，一九四六年出现的全国大饥馑，饿死二百万人。当时，不少良家妇女尚衣食无着，不得不向占领军出卖肉体换取食物，那些刚回国的慰安妇们就面临着一场更为艰难的生存竞争。

失败的匈奴

关东军G联队，有三千四百名四国士兵，配属十六名来自四国岛的慰安妇。这支部队从一九三九年起一直驻守在满洲里北部的俄满边境上。这里荒凉寒冷，人烟稀少，在长达六年的共同生活中，三千四百名士兵同十六名女人一直融洽相处，好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年轻的士兵入伍前大多是童男子，是这些女人第一次将他们变成男人。一九四五年该部队调防台湾，并在那里成为美国军队的俘虏。慰安妇们先被遣送回国，她们无法回故乡谋生，就一起到了北海道的函馆。她们相约，哪怕日子再苦也要熬下去，哪怕饿死也决不出卖肉体。

    一年后，G联队的战俘陆续回国。归来的“丈夫”们偶然听说了“妻子”的事情，无不为之感动。大家通过种种办法互相联络，凑出钱来帮助女人，并定期把她们接来同大家见面。后来这种聚会就成为一年一度的例会，一直保持至今。

    每年八月，人们都从全国各地赶到函馆来赴约，只除了那些永远不能再来聚会的人例外。

    5

    日本军妓制度的出现固然与日本民族文化渊源和道德观念有关，但是归根到底，它反映出这个海岛民族内在的生命意识和精神气质。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认识问题，我们便无从解开日本民族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之谜。

    【资料】

    据统计，本世纪上半叶，日本全国十八至四十五岁青壮年男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直接参加了侵略战争。他们中百分之七十参加过掠夺和屠杀，平均每五人中有一人死于战场。

    报载：本世纪下半叶，日本对亚洲各国尤其对南亚各落后国家的工业投资累计高达近千亿美元。这个事实表明，日本人用经济手段对亚洲的掠夺已经远远超过其军事侵略。

    报载：本世纪八十年代，在全世界最大的500家工业公司中，日本占159家，仅次于美国。

    报载：一九八九年五月，日本大藏省宣布，日本外汇储备突破一千亿美元大关，高居世界第一。

    报载：日本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国。

    报载：日本是亚洲最大的木材收购商。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原始热带雨林几乎被砍伐一空。

    报载：日本是造成世界温室效应的主要责任国。据美国环境保护局测定：日本工厂排放的废气占整个亚洲工厂排放废气总量的一半以上。

    报载：国际环境保护组织一九八九年十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年会。大会呼吁人类提高警惕，并谴责日本是破坏亚太地区自然环境的罪魁祸首……

    这是一个危险的民族。它野心勃勃，富于扩张，同时又永不满足，充满无限活力和生机。

随军慰安妇的骨灰盒终于没能跨进靖国神社的门槛。作为历史遗留给人们的一个悲剧主题，它的意义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道德研究的范围。

    在即将竣工的二十世纪历史长廊中，我们将会看到这样一块触目的碑铭：

    ——本世纪上半叶，日本人的军事战争遭到完全失败；

    ——本世纪下半叶，日本人的经济战略获得极大成功。

失败的匈奴

第四部 太阳浴血 第十四章 焦土抗战
1

    公元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凌晨五时，中国远征军右翼集团两个先头师顺利度过了怒江天险。

    进入临战状态的军队在峡谷里集结完毕，就兵分数路开始了翻越高黎贡山的艰苦行军。天亮后美军侦察机发来电报，报告腾冲城东北郊有大批日军正在加固工事。

    腾冲位于怒江峡谷以西一百公里，中间亘横着一道耸入云天的高黎贡山脉。腾冲守敌为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八联队及附属炮、工兵各一部，总兵力约七千人。中国指挥官判断敌人的意图是收缩兵力，凭借腾冲城郊的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与我大军对抗。

    按照军事常识，日军一个联队无论如何不能主动出击，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远离据点进行大规模战斗。现在，中国大军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险恶的高黎贡大山和恶劣的高山气候。

    高黎贡山雄踞怒江西岸，绵延百里，山势陡险。主峰大垴子顶，海拔四千公尺，山顶终年积雪。怒江峡谷素以立体气候著称，河谷雨量充沛，森林茂密；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气候变化无常。古往今来，客旅商贾出入腾冲，唯有旱季可行；或经马面关通往腾北，或经斋公房到达腾南。且沿途重崖叠嶂，森林蔽日，山高路险，人畜难行。头顶猿啼鹤鸣，脚下万丈深渊，人畜稍有闪失，便会粉身碎骨。

    如果雨季一到，情形将更佳险恶。

    不幸的是，当中国大军的长长行列出现在山下的时候，天边已经响起了一阵阵雨季逼近的雷声。

    初降的大雨给行军者带来许多意外的灾难。尽管工兵在前面昼夜开辟道路和加固桥梁，但是队伍里还是不时有人失足坠崖或被洪水无情卷走。

    损失更大的是那些驮着沉甸甸的枪炮弹药的骡马队伍。

    怒江战役初期，盟军从印度空运了一千二百匹体格高大强壮的良种骡子到中国，它们是美军野战司令部专门为山地作战配备的运输工具，每匹折合成本三百美元。由于这些骡子全都训练有素，它们一次可以驮载半吨弹药行走如飞，并且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不会受惊。美军顾问正是指望依靠这只数目庞大的骡队在怒江战役中担负起艰巨繁重的后勤运输任务，以确保进攻顺利进行。

    然而高黎贡山区的险恶气侯和道路彻底葬送了这些来自恒河平原的洋骡子们。

    据美军参谋团新闻处当月发布的战报称：战役开始头一周。损失军骡达六百一十三匹，相当于骡队总数的二分之一强。折合成本约二十万美元。

失败的匈奴

然而高黎贡山区的险恶气侯和道路彻底葬送了这些来自恒河平原的洋骡子们。

    据美军参谋团新闻处当月发布的战报称：战役开始头一周。损失军骡达六百一十三匹，相当于骡队总数的二分之一强。折合成本约二十万美元。

    因此在渡江之初那段日子里，无论白天黑夜，士兵们到处都能听见山谷里传来洋骡子未曾断气的哀鸣。

    随着海拔升高，空气骤然寒冷起来，滂沱大雨变成一团又湿又重的冷雾。不久，冷雾散开，天上就飘起纷纷扬扬的雨雪。中国士兵只穿一件单薄军衣，呵出的热气好像一团团棉花。严寒冻僵了他们的手脚，刺透了他们皮肤和骨髓，然后像海绵一样很快将他们体内残存的热气吸干净。

    一连数日，穿草鞋的中国士兵不断有人冻毙，冻伤者逾千。

    远征军司令部电告盟军紧急求援。第三日上午有两架美军飞机冒着撞山的危险，紧急空投橡皮雨衣一万件，才暂时缓解了中国大军面临裹足不前的严重局面。

    五月十九日，中国军先头部队分别接近马面关和斋公房隘口，白皑皑的山顶使精疲力竭的中国士兵精神为之一振。据报告，敌人守军约有一中队。于是，弹药卸下了骡背，迫击炮昂起了黑洞洞的炮口，步兵端起了步枪或者冲锋枪，警惕地搜索前进。

    积雪在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树影摇曳，鸟雀无声。当灰色的中国士兵逼近隘口时，静悄悄的山隘上有了动静。到处岩石和山洞脱去伪装，露出阴险的射击孔。

    敌人的隐蔽工事出现了。

    不是一个中队，而是整整一个师团。

    2

    腾冲地处高黎贡山南麓，为一山谷平坝，背靠缅甸，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明朝正统年间，由侍郎杨宁在平坝中央修筑一座石头城；城墙厚一丈八尺，高二丈五尺，周边长七里三分。风格雄浑坚实，颇似金陵石头城，所以又称“极边第一城”。

    日军占领腾冲，在城内四周和要隘山口紧急备战，先后筑成各种永久性工事、暗堡、掩蔽部和地下仓库无数，并建有简易机场一座。

    由于“芒市一号”机关实现破译了中国人的通讯密码，因此松山师团长决心将师团主力集中到腾冲外线，凭借高黎贡山区的有利地形将中国军各个击破，然后压向怒江峡谷予以歼灭。

    松山师团长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建立在攻其不备和以逸待劳这两个战术原则基础上的。中国军远道而来，背水作战，后勤供应困难；日军虽然人数处于劣势，却据有高黎贡天险，易守难攻。且事先侦悉中国军动向，集中兵力进行打击，这样就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松山祐三是在一年前接替渡边正夫担任师团长的。松山师团长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军人：身材粗壮，意志坚定，充满古代武士的献身精神。笃信进攻，也笃信“皇军必胜”的战争信条；效忠天皇，同时相信日本的敌人都是貌似强大和不堪一击的。他参加过从朝鲜、满洲到香港、安南直至缅甸的支那作战，战争使他从一名上尉迅速晋升为将军，这就使他对自己的前途也对战争更加充满信心。现在，尽管来自怒江东岸的中国军十倍于他的士兵，但是他丝毫也不感到胆怯或者悲观。因为他需要加以证明的正是这一点：日本皇军不仅能够以一当十，而且最终还将征服全世界。

失败的匈奴

这就是日本军人的战争气质。

    这也是日本民族必然胜利和必然失败的内在根源。

    五月十九日，初攻马面关，中国军情报失误，中了埋伏，阵亡官兵数百人。

    二十二日，南北斋公房战斗激烈，日军频频反攻。担任主攻的第五十三军一一六师伤亡惨重，团长覃子斌上校壮烈殉国。

    至五月底，中国军队攻击一再受挫。总指挥部获悉后乃改变战术，将第十一集团军秘密运动到左翼松山龙陵发起进攻，同时将右翼的强攻改为迂回进攻。于是，右翼各部队在当地老百姓协助下，分成若干股，穿过森林，翻山越岭，向高黎贡后山迂回渗透。

    六月二日，担任南路进攻的第五十三军某搜索连奉命迂回，经冷水菁直插江苴徐家寨，在那里拦截敌人运输线，阻击增援之敌。

    美军联络官夏伯尔中尉随队前往。

    五十三军前身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旧部东北军，曾经称霸半个中国，军威显赫。“西安事变”后少帅遭软禁，东北军就成了没娘的孤儿，几经周折最后被缩编成一个军，并且不满员，兵员两万。因为官兵还是原东北军骨干，因此该军仍有较强战斗力。

    搜索连相当于现在的加强连，下辖五排，每排五班，兵员三百二十人，半美式装备。配有迫击炮五门，轻机枪十挺。每班一支美制汤姆式冲锋枪。连长高玉功少校，做过大帅府警卫，打仗勇猛，以刀法著称，人称“高老虎”。

    经过两昼夜艰苦行军，该连隐蔽进入指定地点，并在一片开满小黄花的苦荞地上伏击了敌人一支骡马队，缴获弹药给养甚多。

    次日，敌人增援一中队，双方发生激战。

    本来该连任务只限于阻击，切断敌人后勤运输。从阵地位置火力配备看，该连亦比日军占有优势，因此坚守阵地甚至大量杀伤敌人并非没有可能。但是当第一批敌人被击退时，高老虎手却痒痒了。

    也许人们还记得，张作霖时代，东北军人人斜背一口大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现在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老传统却没有丢。

    “好哇！该让咱们亮真家伙了！”高老虎怪叫一声，嗖的亮出大砍刀。“弟兄们，都给我上，别当孬种！”

    于是，搜索连人人都不肯当孬种，人人都拔出大刀扑下荞麦地。一时刀光闪闪，杀声震天。夏伯尔中尉见状大吃一惊，连忙通过翻译阻止。无奈高老虎杀敌心切，顾自带了队伍冲锋陷阵，将美国人和一班勤务扔在山上发呆。

    然而山下肉搏正酣时，一股狡猾的敌人悄悄从山坡北面的树林中偷袭过来。尽管美国人英勇地抱起机枪奋力扫射，无奈寡不敌众，待山下大刀们听见枪声赶来救援时，阵地已经失守。

    夏伯尔中尉身中五弹。他死时仰面朝天，蓝眼睛茫然大睁着，仿佛在询问上帝这是为什么。

    高老虎总共劈杀两个鬼子，刀上溅满敌人臭哄哄的污血，心中无比痛快。他也许并没有莽撞到置阵地于不顾的地步，只是因为想报仇，想出一口恶气，想恢复和光大东北军的老传统，所以铸成大错。

失败的匈奴

日本人却架起机枪小炮来对付这些等于赤手空拳的中国官兵。密集的子弹好像飓风一样刮来刮去，把人们纷纷抛进死亡的深渊。迫击炮弹和枪榴弹好像一群群黑色的乌鸦，劈头盖脑地砸下来，苦荞地上血肉横飞，死尸枕藉。

    这场无异于屠杀的战斗只持续了二三十分钟。搜索连除了少数人侥幸逃进山林外，大多数官兵壮烈殉国。日本人残忍地把伤兵和俘虏绑在树上，用锯子活活锯成两段。高连长大腿受了重伤，未免被俘受辱，掏出手枪自杀了。

    3

    由于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在总攻击第一阶段及时调整了战略部署，并加强保密措施，因此直到左翼松山和龙陵同时打响后，松山师团长才发现中国军改变了主攻目标。

    这个变化使日本人感到了很大威胁。

    龙陵县成座落在距松山约六十公里的山脚下，人口一万。滇缅公路和腾龙公路均在这里交汇。龙陵不仅是屏护和支撑松山据点的主要后方基地，而且是连接缅北和腾冲的咽喉要道，西进可威胁无险可据的芒市、遮放，北上可抄断腾冲守军退路，因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军以两师主力绕过松山猛攻龙陵，其目的就是一举拔掉这个战略支撑点，从根本上动摇和瓦解日军的整个怒江防线。

    松山师团长经过深思熟虑，毅然放弃怒江会战的设想，留下一个联队死守腾冲，自己亲率主力火速回援龙陵。

    此时，芒市、畹町。腊戌沿线日军第二、第三十三师团也沿滇缅公路东进，准备合击龙陵当面之中国军。

    迂回龙陵的中国军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六月八日，担任主攻的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对龙陵之敌发起猛攻，头一周曾经两度突破城墙，与日军展开巷战，战斗异常猛烈。但是中国军终因远道而来，缺少攻城重武器，始终攻而不克。双方多次形成对峙。

    龙陵守军为日军第二、第五十六师团两个混编大队，兵员约一千人。该部官兵面对优势中国军，死战不退，连野战医院的伤兵和医务人员也拿起武器投入战斗。至十四日，守军战死过半，弹尽粮绝，仅剩三百余人随指挥官小室中佐退入城西北角的学校和仓库负隅顽抗。

    十五十六两日，第八十七师继续猛攻龙陵。所部第二六三、二六四团一面展开巷战，肃清残敌，一面将包围圈收拢来。下午，原日军队部赵家祠堂被占领，城西北隅日军残部也渐渐表现出难以支撑的迹象来。

    师长张绍勋少将眼看大功告成，报功心切，不待战斗结束便匆匆向老六田的集团军司令部发电报捷。报捷电称：“我军占领龙陵，残敌即将肃清。”

    宋希濂获电大喜。这位鹰犬将军自然不甘落后，他只将电文稍加改动，即成“我部占领龙陵，残敌肃清”，发往重庆。

    当日晚，重庆军委会发言人向新闻界发布战报，宣布了龙陵大捷的消息。这一消息在盟军中引起很大反响。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勋爵于次日凌晨向蒋委员长发来贺电。英、美、印诸国报纸也纷纷予以报道。在中国，大后方各报馆均以醒目标题刊登这一胜利喜讯，国人鼓舞。许多城市还组织了庆功祝捷会。

    然而张绍勋师长毕竟性急了那么一点点。当胜利的果实尚未瓜熟蒂落的时候，提前享受有时是会吞下苦果的。

    十七日，敌人增援部队一个联队由腾冲抵达腾龙桥，与守桥的八十八师警戒部队发生激战。同日，芒市、遮放之敌亦兵临龙陵城下，阻击部队苦战不支，敌军一部趁机从西门突入龙陵，与守军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