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一个词可以概括他,就是车夫。
他今年八十二岁,驾各种人力车,为全家免单。耳聋,眼不明。身体无大碍,当就现在的情形,他再做几年的车夫,应该无虞。
端午前夜回来,云路巷已经一片破败。呆的几日,车进不去,出门安步,兜一身土。有要紧的事就屈就他的电动三轮车了,我坐,他开。我嫌晒又嫌热,他挺着骄阳乐此不疲。
参加文学讲座,结束时和文友边聊天,边徒步,溜溜达达一个多小时。拐巷子,被他用手电逮着,嗔怒:也不打个电话。才想起手机静音了,看时间,已近子夜,二十三个未接电话。女儿说,他不停地嚷嚷,说我一定是走丢了,他要开着三轮车找我回家。他不知道我去的地方。我装着世界,他装着我。
返京,要去太原转车,朋友送我去太原,车进不了逼仄的巷子,约好区政府门口等。他送我去区政府。三轮车行李摞得老高,我插不进脚。他放了一把小椅子,坐着舒舒服服。上坡,走不动,他回头,你下来吧。我跳下,在后面推车。他的身体躬成半个圆圈,像桥拱。任由我在上面踩着。眼泪一下子出来,他总是老了。
等车的时候,他掏出一百元,说路上用。五个小时的车程,卧铺。不似他当年出差,站一宿到北京,和同事兴奋地跑到天安门前留影,每人手里捧着一本"红宝书"。如今的他,一只耳朵几乎没有听力,另一只也只有六十五分贝,配了助听器他嫌吵,几下就扔一边了。他享受着寂静的世界,不想走出来。我们跟他说话费劲,转而不说。奇怪的是,他每天必看的新闻联播,却能听得清楚,跟我们讲述国家政事。
我拒绝了他的钱,翻出我的皮夹子,里面薄薄的一叠,想告诉他现在只要有手机,一切都能搞定。转念:他脱离现实的生活太久,我没有能力将他拖出来,我做不了他的车夫。
他跟世界的隔阂三十年前就开始了。他不会用手机,不会开洗衣机,甚至不会按煤气灶的开关。他只在菜市场或小摊贩那里买点残菜,进超市如入迷宫。我几次提及来北京小住,他拒绝了。这让母亲为难,母亲是想来的。母亲向往一切新潮的东西。腿好的时候喜欢到处溜达,逛街,购物,吃美食。这两年腿老,不方便行走,母亲就打电话。给母亲买了pad,母亲学会视频。母亲动不动就点开镜头,喊他一起看。他看到了我,妹妹,外孙们,激动的像孩子一样呼喊。他不来北京,扔不下老屋,老贝,熟悉的街坊。其实内心深处,他是胆怯了。当年他到北京出差,给我们买的确良衣服。那些年流行花布衣,有一次他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女的穿蓝色大朵莲花的罩衣,他追了人家几站地,等车里松动了挤过去搭讪,问清楚花布来自郊区的一家供销社。他马上倒车,兜兜转转几小时,踩着泥泞的雪地找到那个供销社。幸好花布还有。他给我们一一展示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踅摸到的花布,兴奋地说着买布的过程,说着北京的东西多好,省了多少布票。我们享受着花布带来的喜悦,根本顾及不到他找一块花布的艰辛。他没有说累。
他收起一百的票子,又掏出一张20元的,我接了。他说,出火车站打个车吧。他知道他的车没法抵达我的目的地,他用钱来弥补,语气可怜。
朋友的车很快就来了。他不肯自己先走,举着箱子却不知道怎么放进后备箱。看着我钻进车,喊着,到了打电话。而那电话,他一次也没听过,值守在电话旁,眼巴巴听母亲跟我们唠完,回他一句,到了。他嘴唇颤抖,像中了奖一样开心。
一
他沦为车夫六十年。
六十年前的端阳,他用一辆借来的自行车载着母亲,去县革委领证,花几分钟,完成了人生最为庄严的程序。母亲跟着他挺着大肚子回村里,五十多里路,脚肿走不下去,他把母亲托在一庄户人家,跑十几里,找到相熟的人,借来一辆小平车,把麻绳绳跨过自己的脖颈,像牛马一样架起辕子,驼着母亲和腹中的哥哥。那是我们第一次坐他的车。
后来有了第一辆自行车,二八加重永久的,敦实。他上班,母亲上班。先送母亲,然后去单位。有时候前面大梁坐着我们中的一个或两个,一家人像杂耍一样挤在一辆车上。他是核心。困难时期,他下班回来,车后座多是一袋萝卜,几升粮食。全家的温饱都在车上。我记事,他开始接工作之外的私活。他曾是华北地区刨床比武第一名。龙门刨,牛头刨,各种刨床,他驾驭得妥妥帖帖,削出的刀片薄到游标卡上用微米计算,那时候他首先是国家的车夫。连小学都没毕业的他绘图纸,上讲堂,带着一大群徒弟进行技术攻关。接私活是不被允许的,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名词叫“工农联盟”。下班以后他骑十几里,三十几里到公社机械厂传授技术。报酬当然是有的,他其实就是奔着这个去的,他没有太高的觉悟,无党无派,除了家人,少有人能装进他心里。夜半归家,人造革包鼓鼓囊囊,装着对方犒劳他的大馒头,他小心塞进已经炕上入睡的我们怀里,我们在睡梦中啃着馒头,就着他疲累的鼾声。然后是给家里了添置几件家具。厨房的锅盖,笼屉,三斗橱柜,板柜,这样的日子一直到被人揭发而叫停。
小时候觉得他很高。举着我,一次次抛向天空,我吓得哇哇大叫,却不肯让他停手。举不动了就降落在他肩上,骑着,嘴里得儿得儿,像赶着一匹马。坐在他的肩上摘枣,一伸手就能够着。哥哥病重的几年,他突然回到年轻时候,背着儿子上楼下楼,奔波在各个科室。那时他已经七十五岁。
我们童年时有过一辆三个轮的小车,仿照自行车,他自己焊出来的,比现在孩子的童车结实多了。兄骑,后面载我或者妹妹,满巷子飞奔,链条哗哗,还有车把上的小铃铛,得铃得铃奏着乐。
每年笃定的几个节日,我们要回村。他的老家,他的父母,我们的祖辈,亲戚。他骑自行车载三个孩子,还有挂着捆着的吃食,后座上加一块木板延长,是两个孩子的专座。过烟口河,他把我们一个个背过去,然后是自行车,百多斤重。从大梁下三角区钻进去扛着,怕圈和辐条湿了生锈。那时候车子是许多家庭最为值钱的家什。四清时姥姥因为出身问题,被村人欺负。每次都由他陪着回乡,接受调查批斗,他在自行车上套了小平车,车板里垫了毛毯。我躺在车上枕着姥姥的腿,盖着毛毯摇摇晃晃看星,做梦,他在车前面驾辕,挥汗如雨。
他自己动手做过许多东西。我上小学的第一个文具盒,木制的夹本,家里的好多用具。其中一辆平板车。木头架子,铁轮上包了一层橡胶带,逼真的小两号平板车,正好十二岁的哥哥驾驶。有了这辆车,我们和巷子里的孩子们去地里搂柴火,省去不少力气,还能多装。柴火一趟一趟拉回家,垛的房顶那么高,冬天的炕热乎乎的。
他也去,三班倒调休的时候。去树林里刨树根。总是有些被锯掉的树等着我们发掘。选好一棵,先绕圈挖土,挖到和我差不多高,跳进去掏洞,掏到树根裸露,拴了绳子,招呼我们一起来,一二三,树根应声摇动,再施以斧斫,一个硕大的树根被我们拉出坑。如果树根比较小,他会刨两个。平车是借来的,总要装得满满当当,枝枝叉叉捡拾干净。然后,他拉车,牛马一样把自己套进去,我们在后面推着,像电影里缴获了日本鬼子的大炮一样浩浩荡荡回家。那个时候,他高大,矫健(其实他一点也不高大,一米六的身高很快就被我超过了。现在,他驼着背,只有一米五,更像一头拉车的牛),匍匐着把控整个世界。我们在他的世界里,快乐地像小鱼一样。
他后来开始卖自行车。那时候他还不到六十岁,美尼尔综合症让他毫无征兆地晕倒。常常是,骑着自行车上班,突然倒在路边,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以后,母亲和我们果断地阻止了他的工作,办理病退。单位离家十公里,一段不算短的路程。他无法控制他的病什么时候发作。多年以后,我也处于他的年龄,也因为掌控不了疾病而情绪时好时坏,才体会到他那时的焦虑。他是个小心的男人,一直都是。工资全部上缴,一个人没进过饭店,抽廉价的烟,偶尔喝一点白酒。面对疾病,他的世界是坍塌的。
二
我追溯,他在四十多岁开始,发了几年脾气。突然地,把一些东西摔到院子里,水浒好汉似的吼两句,与我们交火。停顿片刻。然后又认怂似的把东西捡回来。他开始牙疼,牙一颗一颗地坏掉。之后是耳鸣,他常常会在清晨抱怨鸟叫聒噪他,丢一块石子撵麻雀。他拒绝看医生,靠抱怨和止痛片减轻疼痛。其实这是一个男人的生命由盛转衰的前兆。他开始恐惧世界,知道有许多事情是自己驾驭不了的。他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了。
他在短暂的休息后操起卖自行车的行当,从开始的十几辆到上百辆。起先是给人帮忙,装配自行车,这对他来说,熟门熟路。他具有工匠的潜质。后来从批发商那里拿货,装好后卖出,挣十几到几十块钱辛苦钱。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这营生一点也不轻省,比他上班的强度大了几倍。面对堆积的小山包一样的自行车零件,他没有丝毫犹豫。他有一个患病的儿子。我想,这是他摆脱自身疾困并一直奋斗的唯一动力。他无奈地接受并认同现实的一切。我们无法阻止他疯狂的劳作,他只是这个世界的微末,他能做的,是驮着一家人,通过他的劳作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好一些。他是个小心的男人,这样的理念适合他。
他没有租门店,借了一家服装店的地方。每天一早把自行车推出来,晚上服装店打烊后再把自行车一个一个搬回去,这些工作基本由他单独完成,然后,蹬着三轮车回家。三轮车上摞着装了自行车的箱子。有时候三个,有时候五个,最多一次八个,相当于八百多斤的重量。他风雨无阻,穿行在闹市中,被川流不息的车流淹没。
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车夫。在自行车达到百辆的时候,他听从我们的建议,聘用了一个帮工。小女孩,亲戚介绍来的,十六岁。坐在那里怯怯地招呼人,只能帮他守守摊子,他装车的时候递扳手,钳子。我腹诽几次,终于忍不住发声,他却变得柔和,说孩子家里贫困,等等,动员我们献爱心,给女孩捐衣捐物。
我感慨,中国人向有五十知天命的习俗,他在五十岁的时候和这个世界和解了。
十几年的自行车生涯在他六十九岁时歇业。装得小山一样的三轮车穿行在车流中让人担心不已。他再一次认怂,其实是听力的下滑成为他跟人交流的障碍,他张着的耳朵多次出错。他只得回到家里。
他仍然骑着三轮车,帮我接送孩子,买米买面,拉蜂窝煤,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
一次暴雨,我和女儿来不及回去,躲在二中的门洞里看雨漫过台阶。他来了,算计着我们回家的时间,知道被雨阻在途中。我,女儿,自行车悉数上了三轮车。水已经深到一米多,几辆轿车在水中熄火。人们都站在两边等雨小水退。他怕天黑,怕我们回去太晚。三轮车在水里摇摇晃晃走着,涡流冲击的车原地打转,他的双腿浸没水里,看不到蹬车。他始终不肯放弃,把住三轮车抵死前行。我拍他的后背,嚷着跳下去帮他推车,被他喝止。两边围观的人说,这老汉不要命了。他在那一刻的表现,俨然吃了菠菜的大力水手,焕发出无穷的力量。载着我们的瘦小的三轮车超越了那些虎熊熊的轿车。
后来和女儿后来谈起那次涉险经历,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词:汪洋中的一条小船,契合当时的情形。只要有他掌舵,我们心里稳稳的,不害怕。那一刻,他又成了主宰我们世界的神。
后来我们有了第一辆车,请他入座,载着他绕城转。他小心地坐着,紧张又开心。他不肯多坐,怕耗油。他知道汽车不是三轮车,不是靠力气就能行走的,要烧钱。他坚定地对我们说。
三
他的生命在七十五岁时返老还童。
他唯一的儿子由糖尿病引发高血压、尿毒症。他的三轮车马不停蹄的在医院和家里奔驰。那时他的一只耳朵已经失去听力,他和别人的沟通要把手贴在耳后背,张得像喇叭,仿佛给自己再造了一只耳朵;老年性前列腺炎困扰着他,他的裤根处总有斑驳的液点,散发着轻微的骚臭。儿子再次住院像号角唤醒了他,他瞬间恢复一名士兵的状态,保持着冲锋陷阵的能力和紧迫感,随时听候医生和我们的调遣。
他其实是茫然的。医生的话他听不到,我们懒得转达。多数时候,他在病房和过道里转磨磨。听到母亲发话:回家取东西。他赶紧下楼,蹬车。儿子不能动,做检查,他蹲下身子背着儿子上楼,辗转各个科室。他把自己减掉四十年,扮成三十五岁的男人,这个可笑的幻觉来源于他跟病房友人拍着胸吹牛。他的床搬到医院。过道的长椅,后来是一张折叠小床,一把椅子的宽度,承载他瘦小的身体。撤了自行车摊以后,他胖了不少,一度甚至腆起肚子。满巷子转悠,他最爱听的一句话是:老于,胖了。他哈哈的笑声老远都能听到。
仅仅十几天,他瘦了十几斤。他说这样轻松,好跑动。我知道他心小,放不下儿子,劝他回家歇歇,换换班。他不肯,扎液体,他眼珠不错地盯着。这样的日子持续一年有余。兄住进了一家民政福利医院,那是国家对城镇下岗职工和农民的优惠。病房很大,基本无人居住。他占有了一只床,陪伺儿子。而后是简单的家什,电饭煲,蒸锅,汤锅,陆续被他搬进了病房。这辈子,他没有住过医院,这是唯一的一次。他看着他,像盯着三岁的孩子。病痛让他烦躁,他的坏脾气砸向他。在烦躁的儿子面前,他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低头承受一切。
出院让他们的心情好了很多。他松懈下来,被当年的徒弟拽着,加入一个小戏班子。几个老友,聚在一起,吹拉弹唱。他不会弹奏,喑哑的嗓子唱不出声。他敲木鱼,梆子。认真地打着节拍。他残存的听力在震耳欲聋的乐器中得到享受。每天一大瓶水,腋下一只小马扎,他准时到公园门口报道。
这样的日子,让我误会,以为他不再做车夫了,卸下了拉套的绳子,去享受生活了,去颐养天年了。我的结论下得太早。兄两天半一次的定期透析他记得清楚。他会在头天晚上把三轮车充足电(此时的三轮已从单纯的人力更新到电动)。一早推出去,等着儿子出来,冬天怕儿子受冷,他会把他送到有出租车的地方,递进去十块钱,爬到敞开的窗口,告诉司机目的地。回来的时间他知道,提前一个小时等在公交站牌下,打量着每辆车上下来的人。透析时间的变动和增减,他比谁都清楚。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叮嘱,叮嘱儿子按时出发,叮嘱母亲做饭,他把一袋酸奶和一块蛋糕放进儿子的背包,担心儿子透析时缺钙,抽搐。在民政福利医院,他的儿子在一众透析者中是最幸福的一个。他和母亲的各种照料让病友喟叹。
如今,兄走两年。我依然无法推想那一刻他的感受。我不知道心里装不下事的他是怎么扛过来的。我知道在那一刻自己边哭边上香,让女儿查车票,收拾行李,给千里之外的老公电话,拜托两位好友安慰老人,半夜蹲火车站,等待一列火车尽快带我们回去,内心像焚烧一样。
他守在门口,不是因为我。他只是茫然地坐在门洞里,褐色枯树样的老脸镶着两颗血红的珠子。一动不动。他没有去接我,那一刻,他像是一个耗尽了一生的老男人,颓废,惶惑,茫然,无所适从。屋里不时有母亲的哭泣和亲友们的慨叹。先我赶来的两个同学,忙着给一大群人炮制午餐。
他躲在外面,仿佛被世界遗忘了。他走出巷子又走回来,反复地走。许多的事他参与不了,连发表意见也不能够。棺椁停留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一次次去,旁人阻止不了。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照看着自己的孩子。
他趴在棺材边,呜呜,像野兽飞纵山林。
四
公元二零一五年农历五月廿七,他没有等到他,空车而归。第一次,他失约了。
但他仍旧是一个车夫。这么多年,除了车夫,他散失了所有的技能。
现在,他那么小,小到我一抬身就可以超过他。他仍然驾着小小的三轮,把我当小孩胡乱塞进车里。回头说一句:扶好了。躬着身体,得得开着。
他还年轻,还能拉着我蹦跶。
(二零一七年父亲节初稿,二零一八年父亲节二稿,二零二一年父亲节再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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