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剔透玲珑 于 2014-12-31 19:30 编辑
三 、体制外的写作者
可见，编剧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话题至此，我倒想说说写作人的生活和创作情况了，然而我说不好，或者说我说了不算。那么，还是让冉隆中老师来说吧。
以下是冉老师发表在《文学自由谈》上的一篇调杳报告，题目叫《体制外的写作者。
“看见这样一个题目，有人肯定会觉得好笑：这实在有违常识。人们会说：写作就是写作，是写作者面对自己内心和外部世界的一种精神劳动，与体制无关，无高低贵贱，更不存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写作群体的划分……
然而，果真如此吗？
2008年4月某日，云南马龙县，我在这里见到当地诗人老六。老六本名钱玉禄，个子矮小，皮肤黝黑，常因面带笑容而咧出一口白牙。然而就是这一口白牙，却将石林县委宣传部薛干部左手腕咬下一圈深深的牙印，时隔半年，仍然清晰可见。
“我是把他伸过来的手臂当做了体制的象征，咬它，是表达我对体制的又爱又恨。”老六的“咬人事件”，发生在他刚获2006年度“滇池”文学奖之后不久。这个写了十多年的诗，发表极少，更从未引起注意的诗人，获取“滇池”文学奖之后做了两件让人瞠目的事情：一是高兴得纵情一跳，将家里床板跳断；二是到相距甚远的石林县串联另一个获奖者杨继平，当地宣传部干部为此自费设宴接风。于是，老六在几杯酒后，干出了“咬人”勾当。
“他是体制里的人，他不该对我们那样热情；而体制，更不该对我们那样冷遇。”半年后，老六回想起“咬人”的事，不仅不忏悔，依然觉得自己满是委屈。
老六的委屈源于他对获奖的错误判断。在他看来，“滇池”文学奖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奖。因为此前，他所在的县，甚至他所在的地区，还没听说有人得过此奖。既然他是“第一人”，他有理由相信自己应该获得更好的写诗条件。他希望自己此生能专心做诗人“老六”，而不是充满铜臭气息的小买卖人“钱玉禄”。然而没有人为他伸出橄榄枝，没有地方请他去做衣食无忧的桂冠诗人。于是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连原来的小生意也不再打理，自己给自己安排了“专业诗人”的待遇——获奖后，他就一门心思地只想一件事：写诗。然而他却再未遇上获奖那样的幸运，就连发表写好的诗歌也跟从前一样困难。一年下来，老六写诗无数，仅发表几首，所得稿酬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老六有老婆孩子，却不能用诗滋养她们，反过来，他现在要靠老婆微薄的收入，来支撑他虚幻的诗歌梦。“专业诗人”老六黑瘦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笑容背后，我看到更多的却是对文坛不得要领的苦涩和无奈。
在我身边，也有两个熟知的诗人。他们中，一个已经蜚声国内诗坛，另一个的影响力则至少已经抵达世界局部范围。但是即便这样，他们依然想方设法要好好地待在他们并不喜欢的体制之中，该编刊时编刊，该开会时开会（就像阿Q磨麦便磨麦，舂米便舂米一样），从来不想去做自封的“专业诗人”。他们实在知道自己厕身其间的文联当下已是徐娘半老风烛残年，他们所编刊物（自己并不能主导）的美学趣味实在与个人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却像《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貌似傻乎乎的重复着“不放弃，不抛弃”的人生格言警句。大智若愚的诗人，会巧妙地匀出一点时间，去做体制之内的羔羊，吸够了奶，养足了精神，然后，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写表现自己狼性的诗。他们知道体制的僵硬，更知道体制的软肋，当然，还知道那里存有通往文坛盛宴的幽秘便捷的路径。
在当下中国，如果你只是体制之外的一个经济人，你完全可能活得有滋有味——较大程度的市场化，已经为经济领域带来较强活力，自由经济人的蓬勃生长不仅可能而且已经成为了普遍的事实；但是如果你成为了体制之外的写作人，那么，你可能会很不幸（相当一部分体制内的写作人今天也会觉得自己不幸——那是因为有过从中心到边缘的变化经历，或者是与那些资源和话语霸权持有者比较的结果。所以他们在高枕无忧地端着略显微薄的铁饭碗时，也会对体制说说无关痛痒的风凉话。一旦有谁真要动他们体制的奶酪，他们的保守本能会表现得比谁都更强烈）。体制外的写作人的不幸是另一种。在今天，写作可以是相对自由的（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但是对自由写作文本的价值评估却困难重重。更何况，体制之外的写作者通常都具有叛逆、不合作、更不服从的精神特性。尽管你的写作可以信马由缰特立独行，但是，你的作品的发表、出版、评奖——这一系列关乎写作人和作品的精神与物质层面认可的评价体系——却必须回到体制中来，并且由体制中人来评头品足，说三道四。体制外的写作人不仅要承受物质层面的困扰，更要时时面临“招安”与否的考验。当然也有人对这些不屑一顾，写作既不为稻粮谋，也不以“入流”为荣。但是，短暂的生命途程中，却可能注定要忍受捉襟见肘和怀才不遇的双重煎熬。又有几人能对此依然表现出真正的无所谓呢？
体制之外的老六们，哪里会知道其中的奥妙？
即便知道，又在哪里能找到改变自己文学和人生命运的途径？
带着对体制外写作者真实景况调查了解的目的，我在云南大地寻访。
我再次抵达石林，这个县的墙头，路牌，到处还遗留着“申遗”成功后全县狂欢的喜庆痕迹。这里在亿万年前从海底浮起的石头的价值，现在得到世界最高规格的确认。对于石林人而言，毫无疑问，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和机会，更快的发展。但是这喧腾的一切，好像与这里一个最重要的作家无关。他龟缩在县城边缘一个破败的城中村里，正写着一部叫《白头偕老》的小说。
请看他的小说开头一段描写：
“青龙巷很少能照得到阳光……会有那么一小会儿，阳光像一条过时的腰带紧紧地扎在那堵暗红色的土墙上。……在那四五个来自外地的女人眼里，她们把它看得分外珍贵。……几个女人不停地跺着脚，手里要么打着毛衣，要么纳着鞋垫，像几只扑向油灯的飞蛾一齐向墙上那根腰带挤过去，阳光的腰带就在她们的脸上勒来勒去的，被勒到的都感到有了局部的温暖。”
小说中的几个女人，实际是操持皮肉生意的暗娼。她们手里的鞋垫或者毛衣之类的“女红”，那不过是掩护职业的一层“伪装”。她们因此被人送了一个暧昧的称号：“毛线鸡”。同城市里几乎所有的性工作者昼伏夜出的规律刚好相反，“青龙巷”里的这几位“毛线鸡”，恰恰是在白天，在一条污水横流苍蝇乱飞的陋巷里，守株待兔般等待着她们的营生。她们的逆时而动，是因为每到天色向晚，她们都要回到各自家中，相夫伺子，正常起居。而她们的家，居然就在曲曲折折的陋巷之中——这一条，也与所有性工作者必然会舍近求远异地谋生的职业规律大相径庭。如果说她们还有奢望，那就是，在漫长而无望的等待中，倘若还能被阳光稍稍照晒那么一会儿，她们就感到很大的满足了。
小说的作者叫杨继平，一个在四岁时因患小儿麻痹而落有残疾的文学青年。两年前，鬼使神差，或者厚积薄发，他写出小说处女作《烟农》，由此他打开了自己命运的潘多拉魔盒，他的人生也因此变得更加起伏跌宕。《烟农》因其对烟草大省底层烟农悲苦真相的揭秘，很快被发表，被转载，被研讨，并获奖，卖了影视改编的好价钱。如果不出意外，杨继平应该由此摆脱自幼残疾带来的深重阴影，直挂云帆，顺风顺水，名利双收，快意人生。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烟农》已如过眼云烟，由浓而淡，渐行渐远。与作品名声在外形成反差的是，以写作为生的杨继平，在石林当地，成了一个专写问题小说的问题人。
在我看来，杨继平确实是一个专写问题小说的底层作家。他倒没有要以此占领道德制高点的意识和野心。他的叙事，基本是出于他对生活的直接经验：《烟农》来自他老家同村青年为50斤烟叶毙命的真实故事；《孤独的鱼》取材作者本人坎坷离奇的四合四离的婚姻经历；《白头偕老》则描写他当下正在经历的生活现实——他就居住在“青龙巷”的原型——石林“对过路”陋巷的破败小院中。2008年3月25日14点27分，当我走进现实中的“青龙巷”时，我尚未阅读杨继平这篇新作。我跟随着这位走路一瘸一拐的乡土作家走进坑坑洼洼的小巷，我也变得深一脚浅一脚地脚步趔趄。我还不知道我其实是走进了一篇小说的真实氛围，走进了小说作者用心良苦设计的一个“阴谋”——他要我先来感受现实环境，再阅读和讨论评价他的小说。因为此前，我们（包括杨本人，我以及石林县委宣传部和文化局的干部们）已经为杨的小说《烟农》争论了半天。当我在杨继平的蜗居里站着看完了这部新作，我顿时明白了刚才在巷口邂逅的那些女人的真实身份，也明白了杨的用意：他要以此来告诉我以及石林的官员，他为什么要写这些，要这样写。他认为他写的才是生活的事实。为了接近生活的真相，他首先把自己放到他认为的“典型环境”中，并且做了“典型环境”中的“这一个”。为小说中的“事实”牺牲和冒险，这样的选择或许会得到文学圈的称道。而将这样的事实演绎为小说并广为传播，自然无法得到当地官员的认同。
比起那些日泻万言的写作者，杨继平只能算小说路上的一个慢行者——两三年光阴，他居然就只写出三个中篇；比起那些靠一则新闻就可以演绎出一部中长篇的作家，杨继平离开生活真实几乎就寸步难行。而他对生活真实的理解接近于偏执：底层生活的原色，在他看来就是，黑与灰，血红与惨白。偶尔写到一抹亮色，也有如“青龙巷”那白驹过隙般的阳光，稍纵即逝。《烟农》里赵三林不明不白地惨死，《孤独的鱼》里男女主人双双投河自尽，《白头偕老》中，死亡的阴影被他进一步放大，几乎罩住了“青龙巷”所有的人——除了暗娼小花，其余人等都死于一场毫无先兆的七级地震。死亡，在杨继平的小说中，并非对笔下小人物命运的诅咒，反而变为一种祝福和超度：与其浑浑噩噩毫无尊严生不如死地活着，不如稀里糊涂地在麻木中死去。杨的小说和他的小说观，给当地宣传文化部门，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怎样对待这样一个笔下阴暗，又名声在外的乡土作家及其作品？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据说，《烟农》对当地举足轻重的烟经济具有破坏性的杀伤力。我仔细阅读小说后猜测，被有关方面认定的所谓杀伤力，大概包括小说中的两个指向，一是它描写了烟叶收购站拼命压价、各地乡镇肆意堵卡的事实，二是作品中各级政权的代表者都严重处于烟农的对立面——从烟站站长，到副乡长、副局长、副县长，无一例外地打压烟农，巧取豪夺，丝毫看不出关心民生以民为重的民本意识。而所描写的烟农又几乎都是赵三林之类的群氓，就如小说中侯副县长所言：“这些农民啊，真是又可爱又可怜，可爱的是他们好像什么都懂，可怜的是其实什么都不懂。”如果作品只是泛泛而论地对乌有之乡进行一番批判指责，倒也作罢。问题是，作品中的地名确有实指，它就指向作者栖身之所石林当地。而烟经济在石林又是GDP的第一支柱——这就怨不得石林官员要在很短时间内对该作品做出警惕性的“应急反应”了。事实上，还在《烟农》刚刚获奖、杨继平还沉溺在得意忘形的喜悦之时，敏感意识到《烟农》隐患的石林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向更上一级发出一份情况报告。该报告指出：
杨继平是石林县乡土业余作者，因其生活环境在石林县，《烟农》创作反映又特指“石林县”，对石林县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乡村苦难是要描写的，但并不是制造把玩苦难、夸大炫耀苦难、展览观摩苦难，把苦难变成惊悚和刺激。杨继平《烟农》描述的“烟农”仅是一个特例，不具备代表性。若《烟农》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可以预见他所展示的主题也必将是：……乡村被狂乱地卷入市场化，乡村人渴望像城里人那样去挣钱，他们不再恋土守土，而是充满欲望地离开乡土，去满足一种陌生的生活憧憬，即便那些留在乡村的人的生活也充满了欲望的躁动。这与当前新农村建设……主旨背道而驰。……鉴于杨继平中篇小说《烟农》后续宣传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建议：1.提请上级主管部门在《烟农》影视改编立项审批上，从维护和发展石林县烤烟大县、昆明市烤烟大市、云南省烤烟大省形象和声誉的角度，正确引导，严格把关。2.采取融资方式，正确引导杨继平《烟农》后续宣传。3.由石林县有关部门与云南××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友好协商，给予适当补偿，收回杨继平卖断给云南××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对《烟农》的影视改编权。
如今看来，此报告肯定有杞人之忧和过虑之嫌。而且，事实上它并未被更高一级部门重视或者采纳。因为，更高一级部门既有超脱的胸襟，亦有开阔的视阈，它应该已经意识到，说到底，《烟农》也就是在一份影响力十分有限的地方文学刊物上得以发表，获奖，即便被全国性文学刊物转载，或者还收入年度选集，在文学已经严重边缘化的时代，其影响力依然渺小。再即便它被改编为电视剧，到投拍，到播出，那层层关卡还多着呢，根本犯不着心急火燎去兴师动众。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提倡创作自由的时代，对任何创作自由的干涉——哪怕是很讲究艺术的干涉（比如报告里建议的融资和赎回），其效果可能都适得其反。
幸好最终有这样无为而治的处理方式。否则，石林当地很可能真就成全了杨继平——这年头，挨批或者是一种比受宠还更高的待遇呢。君不见，有人开列的所谓十大禁书，一时间，成全了几多意想不到的新型畅销书作家？杨继平，就这样与一次可能“蹿红”的机会失之交臂。
但是杨继平依然有实实在在的收获。一篇两万字左右的小说，他一次卖断影视改编权，收入囊中人民币十万。继而他又提出一鱼两吃，他要自编自改，又将有十万进账（目前已经实收六万）。他继而再提出，要将此小说在已经签约20集基础上扩改为40集电视剧——用意不言自明，他想再度扩大战果，在《烟农》之上一锄挖个大金锭。人的得陇望蜀的贪婪秉性，在此已经暴露无遗。当然，对于体制外作家杨继平无业无任何收入的现实生活而言，这一切都还在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
同样是体制外作家，叙述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杨继平比老六幸运了很多：诗人老六的诗没有任何市场，杨继平却可以凭借一篇小说得陇望蜀地挣大把钞票。他们的不同处仅在于，当下，某些叙事性文体有望与影视剧市场接轨，而抒写性灵的诗歌却注定只能在虚无的天空飞扬。然而杨继平很快也遇到了新的苦恼：当他把一部很短的小说要像兰州拉面一样无限量地拉长时，他的困难来了：那些在小说中原本一掠而过的乡长镇长们，现在得大篇大篇地说废话（杨继平已经懂得国产电视剧基本就靠人物无休止的废话来抻长的诀窍），而杨对他们的说话方式却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他们的官腔语气是怎样的？他们的语言特点有哪些？杨继平一脸茫然。一个看似纯粹的写作技术问题，逼迫一个体制外作家只得再次向体制靠近。
他向石林有关部门提出申请：为了熟悉并写出电视剧中乡镇长的个性，能不能让他也像体制内作家一样：到一个乡镇挂职——哪怕不要一分钱的工资？
如果是体制内作家有这样的要求，常常会被当做是主动“三贴近”的典型而受到重视和肯定。但是当一个体制外作家，尤其是杨继平这样的体制外“问题”作家提出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时，在石林有关部门看来，就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杨的小说因“负面作用”已经引起石林有关部门的严重不满，现在还要改电视剧，还要进一步扩大传播和影响；杨的小说中的所有官员形象都是“负面人物”，现在还要安排他去更接近这些人物，并使这些人物在电视剧中更丰满，更逼真，并由此产生更大的“负面”作用……如此推断的结果，答案已经不言自明：有谁，有哪个部门，还会满足杨的挂职要求呢？更何况，还有一份了而未了的“情况反映”悬置在那里呢。
当杨继平的挂职要求一而再地受阻，他改编电视剧的进度也并不理想，而所挣丰厚稿酬在他无度支出中已经所剩无几时，单薄、瘦弱、残疾的杨继平真起了急。某日深夜，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他们再不给我安排，我只好做石林……的公敌了。一句话把我说得笑了起来，我告诉他，杨继平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一篇小说或者电视剧就能成全你当“公敌”吗？“利用小说反党”的历史过去已经30年了！你就不能不以改编电视剧《烟农》的名义去要求挂职，而换个说法——比如，为熟悉和写作新农村的生活，你需要挂职，不就大家都找到台阶了吗？呆在僵硬的体制中人遇到阻梗，常常有融通的招数，体制之外本无羁绊的杨继平却极其固执：我就是为《烟农》而去的，我为什么要换说法呢？我写的《烟农》和《白头偕老》就是我看到的石林的真实，我为什么要改变我的立场呢？
于是，直到笔者写作本文时，杨继平还是没找到靠近乡镇长去察言观色的路径。对于许多依靠想象就可以完成的写作者而言，这实在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对于“只写自己看到的真实”的杨继平而言，这确实是个难题。主动要求到基层挂职而且不要分文，这对于体制中的写作者来说，肯定不是问题；对于体制之外而且有自己“立场”的写作人杨继平，它却又成了一个难题。这就又回到体制与写作人关系的话题上来了。
莫非，体制——对于写作者，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呢。
从屁股决定头脑的角度上说，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杨继平们为什么要坚持将笔下的阳光写成“一线”而不是一片，为什么要固执地写他自己看到并相信的“真实”，甚至不惜以损失自己现实生存环境为代价，为什么体制内的写作者有更多融通转圜的属性，在这里，似乎都可以找到答案。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对如此简单的问题，却缺少追问的兴趣呢？“ | 
楼主: 新石头上的叶子
发表于 2014-12-29 21:24
显身卡
发表于 2014-12-29 22:01
还是一心一意干自已喜欢的事，不枉度人生。
